1855年3月20日，一架倚靠在柏林一栋小楼窗前的梯子引来了路人的目光。屋中房客多日未见邻居那位女裁缝露面，恐其突发不测，遂欲探看虚实。房门紧闭，众人从窗外望去，赫然窥见多萝西娅·施托贝克的尸体悬于绳上，而室内陈设整饬如常。最初赶赴现场的医官皆断定此系自杀。然而，随后的查验却让这桩原本看似因绝望而起的不幸，急转为一桩凶杀大案。
施托贝克年约三十，在安哈尔特通路的一处宅第内租住一室，彼处地处安哈尔特门与哈勒门之间，行人尚属稀落。其寓所外门虽已合拢，钥匙却仍插在锁孔之内；里门仅是虚掩。一根绳索紧勒其颈项，另一端系在厨房小立柜的门栓之上。其右肩倚靠房门，后背正对暖炉。门框旁的地面上有一滩血迹，几绺发丝凝固于血泊之中，旁边还散落着一把发梳。
医官在其颈部左侧检出一道深重的勒痕，横贯下颌并延至双耳之后。绳结并非自行收紧。经解剖尸体，法医官断定施托贝克实系遭人扼颈窒息而亡。这一病理结论彻底推翻了初期的自缢判断，却未曾言明究竟何人系下绳结，亦无法还原其临死前室内曾发生何等惨况。
据调查，女裁缝生前最后为人所见的行踪止于3月18日周日。当日午后，一名女主顾曾登门订制衣物，见其神色惶惑，面容泛红，异于往常。午后四时许，一名木匠据称见她在街上挽着一名陌生男子的臂弯同行。自此之后，再无人能确证其行止。入夜，邻屋的一名年轻女佣在晚间十时左右听见施托贝克房中传出一声惊呼或呜咽，意为其偶有磕碰；适逢更夫正锁闭大门，女佣便未曾外出探视。
侦办视线旋即落在一名称得上是施托贝克旧识的年轻男子身上。年方二十的格奥尔格·库尔特·迪特里希·普特利茨曾学过林务员行当，在柏林的生活却颇为放浪无着。他曾数度探访女裁缝；卷帙记载推测二人或有私情，然并无直接人证以实其说。普特利茨出身古老贵族世家，其族人对其姓名见诸公论深感愤懑。然据史料细究，其人既非军官，亦非富贵嗣子，实为一未婚女子之私生子，其母与外祖母生计拮据，境况堪怜。
普特利茨所负之债台高筑，为案情蒙上了更为切实的疑云。他欠下各路匠人与商贾约五百塔勒，辞去林务差事后方重返柏林。一名送来鞋履的鞋匠正紧催其清偿账目。穷困潦倒固然使其谋财之举具备合理推测，但劫财之实始终未见铁证。死者遗体上尚完好留存两枚戒指与耳饰；施托贝克殁前究竟存有几何资财，无人知晓，现场仅寻获七芬尼碎银。及至开庭，公诉方亦仅指控其蓄意杀害女裁缝，未尝科以图财害命之罪。
普特利茨于3月21日被捕，三日后首次向巡捕招认。据其供称，案发当晚九时许他步入施托贝克寓所，二人因去岁售出的一块短袄衣料骤起争执。他自称当时将棉布充作羊毛兜售，施托贝克由责难转为撕打，甚至欲出手殴他；他为求自卫遂扼其颈项，二人双双倒地。其手掌死扼其咽喉直至对方不再挣扎，方知气绝身亡。
在这份初供中，普特利茨自称移动了尸身，并将绳索系于门栓以伪造自缢假象。他坚称未取分文，随后仓皇逃窜于街巷之间，直至深夜方投奔其母。两日后在预审法官面前，他重申了这番自白。最具指控分量亦最能互证的细节在于：绳索的挂系方位、血迹散布以及屋内凌乱之态，皆与其口供分毫不差。
然而及至3月28日，普特利茨全盘翻供。他坚称先前之供认纯属捏造，不过是误以为生母与舅父遭捕，为使至亲脱困并护佑病榻上的外祖母而行之代罪之举。侦办推官则断然否认曾以此为饵诱其招认。普特利茨改称案发当晚从未见过施托贝克，并列出一连串出入店铺与酒馆的行踪。然而，多名证人皆未能证实其所言之会面；某家店肆东主及数名路人皆证定其在别处，抑或全然记不得曾见过此人。
此后数周，公诉机关竭力探寻物证，以期从这各执一词的僵局中破局。案发前两日，曾有一名身着林务员制服的青年男子在绳铺掌柜古特施密特处购得一根绳索。古特施密特在庭上虽不敢断言买主即是普特利茨，但描述之服饰与其极为肖似。然而其女佣亨丽埃特·哈曼在当面辨认囚犯时，却毫不迟疑地咬定：正是此人买走了绳子。而勒毙施托贝克颈间之绳，恰恰出自该铺。至此，检方正式将罪名升格为谋杀。
该案于7月31日公开审理，引得观者如堵。普特利茨神态自若，辩驳从容。医官出庭重申绝非自缢；隔壁女佣亦核实了十时许听闻的异响；房内燃尽之灯油残迹及沏茶痕迹，皆印证施托贝克临终前确曾接待过访客。不过，单凭此类线索，尚不足以钉死来客即为普特利茨。
公诉方紧扣绳索物证、哈曼之指认、被告之负债、闪烁其词之供述，以及初供细节之惊人吻合展开凌厉攻势。辩护律师则反唇相讥，强调案情公开后的辨认难免失真，古特施密特本人尚且游移不定，且被告早已翻供；辩护方更直指乃巡警将案发现场细节暗中泄露予被告。办案巡官则回击称被告始终处于严密监押之下，自3月18日后绝无可能窥探命案现场。《皮塔瓦尔》司法记录详录了双方攻防，却未曾载录完整之庭审实录以供逐字复勘。
不在场证明之策直至审讯尾声方仓促抛出。及至第三次庭审，普特利茨忽当庭指向旁听席上的年轻女子贝尔塔·舒尔茨——一名巡捕房熟识之人，坚称案发之时正与此女共处。舒尔茨起初附和其词，旋即言辞闪烁，更动了时刻，致使其证词再无法覆盖作案时段。庭审告阖之际，该女因涉嫌伪证罪当场被捕。法庭虽不能将此戏剧性倒戈视作其不在场的反证，却彻底暴露了被告穷途末路之下的脱罪伎俩。
陪审团受命在三项定性中作出抉择：激情杀人、无预谋之蓄意杀人，抑或预谋谋杀。陪审团最终裁定为最后一项。法庭据此判处普特利茨斩首之刑。卷册记载其闻判之时面无波澜，继而提请翻案复核，并勾勒其直至伏诛前之举止神态，却未着墨行刑之确切日期与场景细节；案卷中亦未载明劫财之实已成定论。这一判决，完完全全系于谋杀多萝西娅·施托贝克之罪名。
此案就此在一项远较医官最初勘验更为确凿的司法裁断中尘埃落定，然而行凶动机却始终如隔迷雾。普特利茨先是娓娓道出精密细节，旋即翻供不认；绳索之物证与女佣之决绝指认支撑了公诉之塔，而绳铺店主之指认却始终犹疑闪烁。《皮塔瓦尔》之编撰常将囚犯之行径附会为道德寓意之品评。后世读史者须对这般论调保持警醒：陪审官之裁量、干证之指认，与编纂史官之阐发，向来判若云泥。
在那间井然有序的深闺之内，那根绳索最初看似给出了最为简单的答案——施托贝克欲寻孤绝之死。然法医勘验击碎了这一假象；缉捕之责转为彻查究竟何人以绳索构筑了这桩弥天大谎。公诉之网由细微物证层层收紧，又随口供之反覆与指认买绳客的人证而最终合围。判词选定了谋杀。然而合卷掩思，劫财抑或情仇，皆未曾在司法实证中坐实。妇人已归泉壤，青年已付刑章，而将二人紧缚于那个凄冷长夜的宿命悬索，却终究未曾任由任何一种单一的臆说彻底勘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