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4月6日，曼彻斯特。二十九岁的玛丽·亨特肃立于庭，静候一项关乎死生的指控——而此案之关键，竟系于一种无人寻获的物质。五个月前，她的丈夫暴病身亡，检方断言此乃砒霜夺命。巡捕指称玛丽曾采买毒药；开膛验尸的医官亦坚称体内炎症吻合中毒之象。然而，对死者胃肠内容物施以严密化验，却未见分毫毒物遗存。这一虚空既未消解家属的哀恸，亦未扑灭外界的疑窦；它反倒将一道更为严苛、更为幽深的法理诘问横亘于公堂之上：死因究竟能否被确凿证实？
外科医师菲利普·亨利·霍兰在其纪实小册中，翔实记述了男爵帕克法官主持下的这场审判。死者约翰·亨特亡于1842年11月末。起诉书载明，自11月25日至28日，死者因服下妻子进献的砒霜而辗转受戮，最终不治。霍兰记述道，玛丽此前已因死因裁判官之结论而遭羁押。彼时研讯方歇，激进派报章《北极星报》转述《曼彻斯特卫报》之报道，宣称验尸陪审团已裁定其有罪，认定其夫死于其投下之鸩毒。公断甫出，街衢沸腾，士民交口称快，而在囚车辚辚离去之际，围观人群对其唾骂不绝。如今，刑名重开，移交另一陪审团公断；在这座更为森严的法庭之中，公诉方必须立起足以定谳的确凿链条。
霍兰之记述并非逐字完备的速记档案。作者自陈曾参与辩方阅卷筹谋，故对其余证言仅作撮要，而对足资烛照病程医理之陈述则倾力复原。他将个人辨驳穿插于庭录之间，更将其认为辩方本可立证之论据公之于世——纵使辩方最终未及登庭。由是观之，他不单是同代之秉笔史官，更是促成开释的庭外辩护人。此重身份固然留下了案情的精微细节，却也要求后世读史者须将其论辩与证人之实录严加明辨。
开庭伊始，公诉律师威尔金斯便勾勒出一幅债台高筑、深惧败露的妇人图景。他指称玛丽假借驱虫之名购得砒霜，此前曾向人言及丈夫猝死之凶梦，且在奉食前刻意将幼子支遣出门。据控方复盘，亨特饮下燕麦粥后，即呼灼痛难当，旋即呕吐翻江，苦楚备至。检方痛责玛丽擅自倒弃呕吐之物、燃灶烧毁余面、延误医治，且神色漠然；更翻出她案发后急于开具证明索领亡夫余款，以及初遭审讯时矢口否认购毒之事。
诸般细节赋予案情极强的戏剧张力，然其源流各异，确凿程度亦判若云泥。有些实乃检方之推演悬揣，有些取自死因研讯笔录，亦有庭审临场忆述。霍兰指明，诸如“借故遣出幼子”及“宅内绝无虫患”等指控，开庭陈词言之凿凿，远甚于证人证言本身所能支撑之限度；他更记述一名幼女当庭证实，玛丽每逢洒扫除垢，素有让孩童避出屋外的习惯。由此，陪审团耳中所闻，不仅是冷峻之事实，更是控辩两造强行附会于事实之上的主观意图。
采买砒霜一节，乃控方证据中最称严密之处。证人爱丽丝·贝尔肖陈述，11月间她曾陪同玛丽前往首家生药铺，遭掌柜拒售。生药铺伙计托马斯·沃尔芬登证实确有其事，且玛丽当时坦言系用于捕杀屋内蠹虫。另一生药商理查德·戴维斯则证实，玛丽携伊丽莎白·邓恩作保复返后，他售予其两盎司白砒粉末。戴维斯坚称，玛丽曾探问此量是否足以毙命，他答曰此分量足可毒毙十二人，并叮嘱其切莫令孩童触碰。作保的邓恩证实知晓所购之物确系砒霜，但供称玛丽在归途中曾言毒药不慎遗失。
被捕受审之初，玛丽对购毒百般抵赖，继而改口承认曾买药灭虫，坚称途中遗落。供词反覆，自是疑窦丛生。然而，这仍未能弥合“投毒”这一核心缺环：宅内始终未起获毒物残余，无论送检之内脏样本，抑或自垃圾堆寻回之残羹，化验所得皆呈阴性。邻妇莎拉·斯特里特出庭描摹了照料亨特之情景：她证实玛丽曾亲自尝粥尝药、奔走呼邻、依丈夫之请倾倒秽物，并急延医官。同一举止，在别家证词中却被赋以阴鸷险恶之动机。内室之光景未变，幽微之人意却各执一词。
首位到诊之医官托马斯·威利斯于11月25日晚临视病榻。他诊得死者剧烈吐泻、四肢厥冷、脉息微弱，彼时判定为英国本土霍乱之急性发作。他坦承，直至数日后风闻购毒之说，方始起疑。主治医官约翰·哈里森亦自承初诊断为霍乱，唯因病程延宕始生疑窦；剖验之际，他见死者胃黏膜及部分肠管大面积赤肿充血。哈里森认定此等病变符合腐蚀性毒物所致，终将死因归咎于砒霜，纵使其在化学层面未曾起获任何实迹。
庭上对哈里森之诘问延宕数小时。法官严令其厘清目击之病理征象与据此推导之结论间的界限。医官不得不承认，诸多症状在自然疾患中亦屡见不鲜；典型砒霜中毒症状之缺失更令辨证扑朔迷离；且其初诊之时，全然未疑及鸩毒。参与解剖之托马斯·戴森坚称脏器损伤具中毒特异性，揣测毒物或已随呕泄排出，或为机体吸收殆尽。然而戴森亦当庭承认，其详尽病理报告系尸检一周后方始补作，且死者筋肉组织从未送交化验。
化验师约翰·戴维斯之出庭陈词，虽未能驱散全部迷雾，却使这重疑云变得无可规避。他曾分别并合并化验死者胃肠内容物，且对余粥及搜屋所得之白粉施以复核。他斩钉截铁宣称：未见砒霜，亦无他种毒质。戴维斯断言，依据其所施之马氏试砷法（Marsh test），纵有微茫残迹亦绝难漏网。控方则力辩毒物或早已溶化，经三日剧烈呕吐、腹泻及药石涤荡，已尽数代谢排空。戴维斯复称排空之说于理固非全无可能，然于实情殊难置信。自此，庭辩重心已脱离脏器病象之争，转为追问：何以精微检化竟一无所获？
随后出庭之医学证人亦未能化解此一僵局。约翰·卡森认为症候与内伤或隐指腐蚀外物之入侵，但他亦坦陈，在其所知医案中，从未见有服砒猝死如此之速、而尸身检化竟至荡然无存之先例。托马斯·布莱克本认为毒尽无痕理论上或可成立，但常理概率实背道而驰。霍兰自是将此等医学保留全数引为有利于被告之佐证；然此终究是辩护小册之笔法，绝非公堂之最终裁决。同样，他关于肠胃自然炎症之长篇申饬及其砒霜溶解度之实验，皆属庭后刊行之医学争鸣，不可与判词混为一谈。
翌日，待控方证人传讯完毕，主审法官霍然叫停审理，径直垂询陪审诸公是否意欲继续听审。陪审团齐声应答：所闻已足。在男爵帕克法官之指引下，法庭当即宣判玛丽·亨特无罪，当庭具保释禁。霍兰特别记述，辩方此后既未出示自家证人，亦未由辩护律师发表终结陈词——诉讼在迈入此阶段前便已戛然而止。这场无罪开释，并不意味着陪审团全盘背书了霍兰在小册中所陈之诸般辩解，正如早先死因研讯之罪名裁断亦未能径直升格为刑法铁证一般。
在其后的卷帙中，霍兰极力为这位刚获昭雪的妇人张目，痛斥初始法医勘验之疏漏颟顸。此论固非持平之论，然其功莫大焉：它撕开了控方严丝合缝之叙事假面，令内中龃龉无所遁形——从霍乱骤变为砒毒之时刻、验尸各员各执一词之病象、凭空蒸发之残羹、买而无踪之白粉，以及那断然呈阴之化验文牍。这桩公案未曾赐予世人另一重现成的确凿真相。它所昭示的，是一桩仅凭暧昧行迹与互搏医论支撑的指控，如何在法庭认定现有证言已足以断绝罪名时猝然崩解。昔日街衢盲从于研讯之喧嚣；而刑事法庭之上，陪审团最终裁下的，是无罪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