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暮春，凡尔赛。三名公差自巴黎解送回一笔市府金库尚未及入账的款项。他们来自中央菜市场，刚向那里的代销商收缴了一笔应纳税费。据重罪法庭纪要载，埃莱与雅克兰当面向夏斯托移交了120,520法郎80生丁；肖兰同行作保。前二人索要收条，夏斯托断然拒绝。彼时各部衙署四处迁徙，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正是这一纸付之阙如的凭单，在四年后成了满堂争议的渊薮——人人皆言之凿凿，却无人说得清那笔钱款究竟归于何方。
当时，官署尽数退避凡尔赛，公职人员在颠沛中勉力维系市政金库运转。然而时局动荡，既容不下案牍作息的常轨，亦打碎了账册勾稽的常法。身为首席出纳的夏斯托，此前与上峰瓦永先生一同撤离巴黎。下属公差在路途中偶获残存的入市税款，便以行囊随身携运；若逢良机，亦顺道催收菜市场旧欠。惟后一笔款项，因原辖稽核衙署早已星散，旧有税册根本无法用作核验凭据。
庭审争议的第一笔款项，尚在此次撤退之前。1870年11月下旬，塞纳省长茹尔·费里获悉市金库亏空达二十万法郎之巨。费里立召瓦永，瓦永旋即传讯夏斯托。夏斯托初斥其为流言构陷；是日下午三时突击清点，账目竟丝毫不爽。瓦永释怀而去。然而未几，瓦永获悉夏斯托适才从另一出纳普瓦松先生处挪借了二十万法郎，以充数平账。
庭讯纪要对这一借贷举动呈现出两种针锋相对的说辞。检方指控，当日核账乃精心预谋的掩耳盗铃之举，借入纸钞仅为暂塞漏洞，夏斯托随后泣求瓦永隐瞒，并许诺日后如数奉还。证人证言亦指其于数日后归还款项。夏斯托则辩称，自己不过是将存放在库的个人履职押金携回家中，以避战乱兵燹之祸，及至被问及便即刻奉还。瓦永矢口否认曾授意其“转移”资金。普瓦松的借款、两度勘问以及呈报省长之辞，若不先定孰真孰伪，实难被轻描淡写为寻常的避险之举。
数月之后，那只装载菜市场入市税的行囊引出了更为盘根错节的疑案。检方认定，该笔款项系1871年3月11日至28日间征收的规费，共计120,520法郎80生丁。夏斯托未将其录入出纳进账簿，却于开支项下列支了由此款截留垫付予埃莱与雅克兰的薪金，并坚称余款已悉数交割予瓦永。瓦永断然否认过手此款。待各衙署返还巴黎重建旧账，所有账目皆不见此款踪影。
及后，雅克兰于搬迁之际，偶然翻出一纸当年记载代销商交款明细的便笺，察觉此笔款项从未入库。据公诉方陈词，雅克兰质询夏斯托，夏斯托教其转询瓦永分晓。随后，夏斯托出示一具铁匣，自称纸钞素匿于匣内，后已转存法兰西银行。检方当庭驳斥其存管说辞：法兰西银行行员未能证实收悉此笔纸币，且其声称的办理规制亦与银行章程不符。瓦永亦否认曾收受分文。1874年底夏斯托被捕，至1875年1月，其妻向警长马塞缴出四万三千法郎现钞。此款同样招致两歧之论：检方视其为事发后的残缺退赔，辩方则坚称此乃累代家资。
前两桩公案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案卷与死无对证的记忆。第三项控罪，则由夏斯托案头查抄出的清单、票券与存根昭然具呈。此罪关涉1871年发行的市政公债。认购人最初获发临时债券；摇号抽签之后，部分中签债券可兑取本金及奖金，故已中签偿还之债券，按规绝不可调换为正式永久债券。然而，在1872年底经办换券时，衙署仅凭券面“以张易张”，并未设立签领簿册，仅以纸签标识中签号码。
如此草率的便民简法，大开舛误之门。尽管偶有错漏即时纠正，但1873年1月的大清查终令弊端毕露：诸多已被抽中偿清的债券，竟如普通债券一般调换无误。呈堂陪审团的勘验报告详载，受涉债券达一百七十二张，涵盖整券与分券。身为证券处主管，本应上报堂官，并按底册所载姓名住址逐一索回持券人。
按公诉方所揭，夏斯托反其道而行。他涉嫌从卷宗中抽取该批债券及对应底册，冒充存券人代理，屡次前赴市金库兑领还本金与溢价奖金。自1873年10月至12月，兑现接踵而至，检方核定提现总额达80,898法郎85生丁。为防库中证券数量出现亏空而败露，夏斯托私购尚未调换的临时债券，并代缴尾款以补齐缺额。经会计师剔除46,144法郎14生丁后，估定其尚侵占存券人款项34,754法郎71生丁。受害存券人共四十二名；全案纪要表明，唯有股票经纪人洛朗一人曾主动获退140法郎28生丁。
辩护人并不否认操作手法之乖谬，却力拒贪渎之罪名。辩方坚称，夏斯托是在未奉明谕的情形下，出于公心自发整理归档；其初衷乃是在清结账目、垫补违规换发之券后，再将款项发还失主。其辩护律师强调，各项交款底单上皆赫然署有夏斯托本名，足见其光明磊落、未存匿端；其案头所搜出的私记小册，正是其为各存券人分立之细账。检方针锋相对地反驳，此类私账从不曾用于通报过任何失主，所谓归还者亦不过九牛一毛。
余下的悬疑便落在开销来源。夏斯托称其在迈松拉菲特购置的田产及常年年金皆赖其父资助；辩方亦援引其抵押在市府的保证金、其妻名下妆奁及亲族借贷。公诉人将公馆的排场、其人奢靡用度与被侵吞款项比对排查；辩方则传召证券经纪人出庭，力证夏斯托绝未涉足股市投机。公堂之上，账目推演终究与声名清誉纠缠不清：一端是冷硬的数字与抄获的铁证；另一端是被告力争的气节，与上峰多年来赋予其不可动摇的信赖。
1874年12月20日，塞纳省长再度得报金库账目亏空。一场行政稽核迅速促成了夏斯托的落网。随即展开的搜查，起获了大批债券、清单与账簿。预审法官将这批书证与此前金库中无据可考的诸般异动反复比照。重罪法庭上，副检察长谢夫里耶言辞凿凿指控罪状，阿卢律师则以出纳之辩解及退还款项之实据力抗。陪审团最终对所有罪名皆作出有罪裁决，但同时认定其具有法定减刑情节。法庭遂判处夏斯托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四万法郎。
至此，三桩金库悬案脉络分明：借调普瓦松二十万法郎以填平亏空；菜市场税款因账册缺失、铁匣迷踪与口供龃龉而成悬案；市政公债则余下满纸底册、替补债券以及检方判定属存券人所有的巨额差额。法庭固然依照陪审团之表决作出了裁判，然全案之本源，终究潜伏于案牍文字之间：一纸被拒开的收据，一笔被漏记的公帑，一张被移花接木的债券——官署不得不穷尽案牍以苦苦索隐者，皆在此白纸黑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