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年2月26日，一叠总面值达二十万英镑的国库券本应由出纳员之手移交至英格兰银行董事手中。账簿上赫然留有他们的签署，然而这批票券却蹊跷地重新流入了市面。在银行供职达二十五年、自1799年起便荣任出纳员的罗伯特·阿斯莱特，遂被指控私吞票券归己所有。然而，首轮公诉并未因票据失踪本身而定案，反而搁浅在一个更为狭隘的法律关隘之上：在法理意义上，这批纸页究竟能否被判定为国库券？
当时，此类票据采买皆通过经纪人坦普尔曼，自戈德史密斯处购得。阿斯莱特负责将收到的券据与结算清单逐一核对，登入采购总账，并将款项偿付予经纪人。只要这批票券尚滞留在出纳室内，便由其统一锁入铁柜。待归档入库之期已至，他便将其分束打捆；值班董事则对照底稿与原始簿册核实无误，再由两位董事联名签署收据。此后，票据须被送入金库重门之内，由三位董事各执一把钥匙共同锁闭。庭审之时，检方律师加罗便在陪审团面前将这道道规程细致重演。
依起诉书所载，案发当日共筹备了面值分别为十万、二十万及四十万英镑的三宗批次。两名董事在登账簿上签收了这笔总计七十万英镑的巨款。然而检方坚称，那宗夹在其中、价值二十万英镑的卷捆从未真正进入金库。其余批次均已妥善入库。案情显然不止于查明账目亏空：检方必须确凿证明，流入市场的纸券恰是银行新近购入之物，且阿斯莱特是在董事接管封存之前便暗中将其抽走。
3月16日，阿斯莱特延请比什先生代其购入五万英镑的统一公债，并交付了三张业已在银行过账的国库券作为担保。比什辨识出了这批证券，遂于4月9日向银行董事据实告发。在首席出纳员亚伯拉罕·纽兰在场的情形下，董事们首先问讯：凡交由银行保管的国库券，可有重新流散于市的可能？两人皆断然否认。及至这批涉案票据呈于眼前，阿斯莱特虽承认自己曾作质押，却坚称其绝非银行所有，亦未列入采购账册之内。由此观之，案发的线索源自交付给经纪人的这三纸凭券，而非仓廪盘查时骤然揭开的账目亏空。
在首场庭审中，加罗详述了入库查验之森严，并指出银行为了赎回重新流入市面的票券已耗费逾十万英镑之巨。然而，辩护律师厄斯金却力挽狂澜，将法庭辩论引向了票据发行本身的合法性。法律明文规定，国库券须经财政署审计官签署，或由经财政大臣书面授权的法定代表署名，方具效力。然而本案所涉票券的签署人詹宁斯，并未取得发行这批新券的合法授权；其在1799年所获之特许，根本无法溯及后来的批次。在银行看来，这一程序疏漏固然未能抹杀这些纸页的实在，却在根本上动摇了检方赖以起诉的法律定性。
法庭首席法官将此案精辟地比作一人被控盗窃通用货币，事后却查明该钱币乃劣金属所铸伪币。鲁克法官亦赞同此项异议：起诉书白纸黑字定性为“国库券”，而这批违规签发的文书在律法层面上根本不具备国库券之实。陪审团当即奉旨宣告阿斯莱特无罪。加罗随即力请继续羁押被告；鉴于银行决意追讨失窃资财，法庭准予继续看管。负责收监人犯的狱吏柯比一时犹疑不决，因他方才亲耳听闻无罪之判，但法庭的一道敕令旋即打消了他的迟疑。阿斯莱特身着浅褐色外套，发敷香粉，在此之前始终低垂着头；及至听闻继续收监之请，他才抬眼望向法官席。佩勒姆记下了他面上的惊愕之色：这一次，“无罪”二字竟未替他推开哪怕一扇归途之门。
检方重整旗鼓，携新拟起诉书卷土重来。纸券依旧是那些纸券，然而字里行间的定名却悄然更迭：它们被指控为“自称为”国库券的文书，或列为“归银行所有之财物”。卡姆登·佩勒姆的记述补全了这第二轮公诉的始末，而博罗的文本对此却语焉不详。首份起诉书针对的是三张面额千镑的国库券；至于二十万英镑之巨款，仅用以说明遗失批次的总额，并非指涉这三张具体的凭券。1803年9月17日，法庭宣读了三份新起诉书：其指控涉及编号为835、2694及6061的文据，总值两千五百英镑，罪名交替定性为担保证券及银行名下财产。厄斯金当庭抗辩，直指第二场庭审不过是将同一种行为换汤不换药地重新罗织罪名；他更力陈补正法案仅使国库券在民事范畴内具备效力，明文排除了对过往违法行为的追溯效力。故而，此案绝非首审的简单重演，其核心在于裁断：起诉书能否施加于那些在被盗之时并不具备真正国库券法定资格的纸页之上？在证人逐一证实加罗所提事实之际，法官席对此法律疑问暂作搁置。最终，陪审团裁定阿斯莱特罪名成立，法庭内顿时一片窃窃私语。佩勒姆笔下的被告神色凝重，毫无畏怯或轻慢之色：他肃立默候了两分钟，向法庭欠身致意，随后在同来亲友的簇拥下退出了法庭。
然而，这批文券究竟是否属于《英格兰银行法案》所庇护的范畴，仍悬于法官席之裁决。据佩勒姆记载，十一席法官起初倾向于采纳辩方的部分抗辩，但在数度闭门密议后，多数法官终归判定该批纸券在法定意义上构成具有法律价值的票据与担保物。1804年2月，法庭正式判处阿斯莱特死刑，后改判终身流放异域。曾为他换来当庭开脱的法律抗辩，终究未能在绝路上保他周全：起诉书上的字句更易，出纳员在囹圄中的命运便随之倾覆。博罗后来在纽盖特监狱重遇阿斯莱特，他在起程流放前于该处深锁数载。金库的三把钥匙未能锁住这批纸券的流转，而两度法槌落下的裁决，亦从未还他以自由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