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初，一封告密信递交至柏林警署。信中披露，一名早在动荡的1848年便已登记身故的男子，此刻竟在普鲁士境外其出生地安然在世，当年所谓的暴毙不过是一场冒领巨额保险金的诈死骗局。调查人员随即查明，此前在哥本哈根以缝纫为业的裁缝弗朗茨·托马谢克，正以真实姓名定居于波希米亚索别图施一带。而当年为其在柏林料理后事、操办葬礼的，正是其胞兄安东。死者的姓名未作隐瞒，深埋地下的坟茔之中，却实无尸骸。
早在两年前，安东就曾引起过柏林报界的注意。彼时他因一桩家具火险纠纷心怀怨怼，在报端刊登了一幅诡异怪相：画中乃一奇丑滑稽之人，颈套铁环，附文自称佩此铁环宣誓。这则告示不过博得坊间一时好奇。1851年警方侦办人寿保险诈骗案时，并未以此作为定案依据；后世评述亦仅视其为安东生平的一次惊怪亮相，与最终的东窗事发并无确凿因果关联。
弗朗茨此前离开长年谋生的哥本哈根，对外宣称意欲告老还乡。在弗朗茨及其辩护人后来的陈词中，1848年的动荡时局以及丹麦境内的排德风潮，皆被指为其仓促动身之由。同年10月下旬，他辗转抵至柏林安东家中。弗朗茨有妻有子，手中更握有两份人寿保单：一份系1845年于哥本哈根订立，保额一千帝国银行泰勒；另一份则于1848年7月投保于伦敦环球保险公司，保额一千英镑。两份保单原为遗泽妻儿，此时在这对囊中羞涩的兄弟眼中，却成了纾解生计困厄的现成横财。
图谋若成，死象须毫无破绽。二人选定胸疾为由：谎称弗朗茨频咳鲜血，不治暴毙于柏林。一份假托名医迈尔大夫之名的诊断书，详述了患者病势转笃、终至气绝的经过；另附官方证明与教会批文，以便准予下葬。然而，常年为安东一家延医看病的昆策，实则只是一名外科学徒出身的走方外科医，根本无权独立出具法定死亡证明。安东竭力游说，终令昆策应允冒签迈尔之名，并备齐赋予死讯官方法度的一切卷宗。
这出瞒天过海的活剧在柏林城的一片骚乱中紧锣密鼓地展开。11月20日，丧讯骤闻；次日，死亡证明开具。23日晨七时许，弗朗茨已悄然登上开往法兰克福的列车。与此同时，安东于宅中料理丧事，亲手封棺落钉。棺内充当遗体的，不过是一块烫衣板、若干刨花与杂碎麦秆。据档案记述，棺中甚至塞入了鹅内脏，借尸腐恶臭逼退安东年仅十一岁、执意欲见伯父最后一面的幼子。翌日，安东将棺木运往圣海德薇公墓下葬。起诉书称他系唯一独坐丧车随行送殡之人；及至日后受审，当值掘墓人已无法确证此节细节。
官样文书的完备，分量不亚于灵堂前的做戏。首张埋葬许可留存警署；教会随后核发了由布林克曼教长签署的死亡证明，继之以一份落款12月28日的迈尔大夫病情详述。安东将此等凭证尽数寄往弗朗茨遗孀手中。伦敦保险行审慎核验，特派代理人富克斯登门调查。富克斯从安东处获悉，延请迈尔大夫之前乃是昆策负责医治，遂向昆策发函提出六项质询。昆策修书作答，条分缕析极尽详实，坚称主治医生亦已回天乏术。富克斯深信不疑，遂予验单赔付：1849年4月13日给付一千帝国银行泰勒，5月10日又以四张汇票承兑了一千英镑。
事成之后，弗朗茨之妻自门德尔松钱庄开出一张面额两千丹麦泰勒的期票寄与安东。安东携弗朗茨之子费迪南将款项兑现。扣除上下打点之巨额开销后，余款悉数解送至波希米亚弗朗茨隐匿之处。这笔钱财，最终落入了那名卷宗上已作古之人的私囊。在波希米亚，弗朗茨放贷牟利，坐食息金。资金周转于异国，其身份却未改分毫，甚至未曾隐姓埋名，便堂而皇之聚敛于原籍之侧。
一时间，柏林坊间皆认弗朗茨已归黄泉。报端曾刊出悼亡挽诗与花圈题辞，旋即复归沉寂。及至1851年，告密信揭穿了亡魂匿居故土的真相。安东旋即落网，初审便供认不讳。他将这场闹剧和盘托出：一抔荒冢，空无遗蜕，伪造暴卒，只为骗取两份巨额人寿保金。昆策相继被捕，承认假借迈尔大夫之名签署伪证、凭单及处方。
柏林警方遂于夤夜执火，开掘圣海德薇公墓中的坟冢。棺椁启封，在众警官与法官众目睽睽之下起开棺盖。其中并无尸骨，麦秆刨花之下，横卧着那块裹着寿衣、头戴白色睡帽的烫衣板。正如卷宗详述，棺中从未有过活人遭殉之事，任凭弗朗茨日后百般狡辩；自盖棺下土之初，其内便空无遗体。
在波希米亚就擒的弗朗茨，起初坚执另一套托词。他辩称自己因经营亏折、度日维艰方离开哥本哈根，寄居兄长处突发恶疾，待吐出一大口血块复苏之时，已身处棺内或倚棺而卧。他惊骇万状，仓皇遁往法兰克福车站，继而逃往波希米亚。然而，这套“活埋逃生”的谎话，在安东的口供及早有预谋的丧仪安排面前不攻自破。弗朗茨终难自圆其说，只得承认那座空冢确属其名下，这场骗局乃兄弟二人早有密谋。
随案查扣的批件亦彻底厘清了昆策的罪责。他供认假冒迈尔大夫开具两份死亡证明，撰写应对富克斯质询的病情辩白，并向哥本哈根寄送伪造处方。他承认先后受贿八枚杜卡特金币及五十泰勒；安东则指证，昆策利欲熏心，自己乃是在交割八枚金币后方强行索得首份伪证。被传唤出庭的迈尔大夫矢口否认与托马谢克家族有何瓜葛，直指文书署名全属伪造。原来，环球保险公司早先驻柏林的代理人费舍尔曾寻访迈尔未果，继任的富克斯转而传讯昆策。这名游医凭三寸不烂之舌博得信任，甚至获邀成为座上宾客，以堂皇之伪饰蒙蔽了理应存疑的勘核。
1852年4月15日，案件正式开庭。安东当庭复述供词，详述罗织假造公文之始末。弗朗茨却当庭翻供，坚称最初口供系遭屈打成招，自己从未与兄长共谋诈死。法庭宣布休庭，以候哥本哈根传讯其家眷之供述，核定分赃数额。9月4日复审，其妻女的证言彻底击碎了侥幸：二人供称，弗朗茨离家前早已向家人挑明骗保图谋。这一家眷自始至终深陷这桩“假死”案的因果连环之中；法庭之上至亲的供述，成了戳破弗朗茨狡辩的最利之刃。
控辩交锋亦聚焦于管辖权异议与伪造文书的定性。本案横跨多国法域：保单订立于伦敦与哥本哈根，弗朗茨落网于波希米亚，安东与昆策受审于柏林。经普鲁士与丹麦当局协商，涉案哥本哈根亲属由丹麦司法管辖，柏林拘押之被告则归属柏林法庭审理。主审法官须裁断，涉案诊断书与教会证明是否构成伪造公文罪，各犯在侵吞巨额赃款中分任几何。
判决最终宣告三人伪造公文罪与诈骗罪名成立。因伪造公文，各处苦役三年。诈骗罪另处巨额罚金；若无力缴纳，托马谢克兄弟则以五年监禁抵充，昆策以四年抵充。昆策更被褫夺行医资格，剥夺公职任职权，刑满后与安东同受警方监管八年。弗朗茨则于服刑期满后驱逐出普鲁士国境。
在柏林，掘出的不过是一方横卧裹衣的木板，但案卷所载绝非市井笑谈。名医之名见伪于纸墨，便足以令精明的保险精算商深信不疑；一笔因未曾发生的死亡而给付的横财，滋养着合谋的家庭；十一岁的孩童被一腔人为的腐臭阻隔于灵柩之外；而安东则按部就班地操办丧事、封死灵柩。当告密信撕裂虚饰之时，那个早入黄泉的活死人，正隐身于铁轨旦夕可达的原籍身侧，顶着真名度日。从幽深的空坟到喧嚣的人世，相隔的那点距离，终究遮掩不住机关算尽的虚妄。
数年前那幅带铁环的怪相，曾让安东的名字在报端喧嚣一时，但并无实据表明正是这桩旧闻招致了官府的怀疑。真相抽丝剥茧的脉络极为利落：密报发觉弗朗茨尚在人间，警探按图索骥将其拘获于波希米亚，安东旋即全盘招供，继而便是午夜掘坟的一幕。更深夜静，火把的光焰映照着那具棺椁，棺盖上尚有深陷的凿钉之痕。棺板启处，尸骸杳然。唯余素帛、残麦与木板，静卧于这具由几纸文书织就的荒诞死相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