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至1804年，汉堡。一名为人父者手刃妻子与膝下五名儿女，旋即自陈此举旨在庇护家人免受贫苦折磨。司法衙署则断定，此等辩解断不足以减轻其滔天罪责。
1803年8月14日至15日夜，汉堡格勒宁格街的一所宅邸内，约翰·格奥尔格·吕绍亲手剥夺了妻子与五个儿女的性命。翌日清晨，家中女仆推门惊见伏尸，继而在楼上卧房内又寻得四具遗骸。后世《皮塔瓦尔案卷》载录，此役共致六人殒命，另有借宿阁楼的两名寄宿女童侥幸得免。死者分别为吕绍之妻安娜·伊丽莎白（娘家姓佩陶）及其子女，年纪在三岁至十六岁不等。多数人于睡梦中猝然遭戕；年方十六的长女似曾奋力抵御搏斗。
惨案迅即轰动全城。卫戍步卒奉派封锁凶宅，街衢之间群情耸动，围观者如堵。而吕绍早已潜逃。清晨四时许，他托辞片刻即归，欺瞒女仆后离家。他先是奔赴阿尔斯特湖企图投水自尽，奈何水浅未果；随后以一柄小刀刺割颈项、手腕与胸口，自残求死。稍晚，两名行猎者在湖畔草莽间发现其行踪。吕绍自报家门，当场供认尽戮至亲，然神志涣散，已记不清究竟杀害了几口人命。
据1804年刊行的一部小册子所记生卒推算，吕绍时年五十二岁：他于1751年生于里加，1771年随父母迁居汉堡。《皮塔瓦尔案卷》在初审口供摘要中记其为五十五岁，此一出入与其本人自述之生辰年谱不合。吕绍早年在埃尔朗根研习神学，后折返汉堡，一面执教课徒，一面作为候任牧师登坛讲道。其妻操持一所女子私塾。吕绍亦自办蒙童男校，初时生源尚丰，日后门庭日渐冷落。他遂弃馆从商，与人合伙经营布匹织物批零。
《皮塔瓦尔案卷》记述，在初度受审录供时，吕绍对弑亲罪行供认不讳，言辞亦无疯癫昏聩之态。他辩称商肆获利远逊预期，脑中日夜盘桓着家眷即将沦入极贫、终致啼饥号寒的惨状；他认定戕杀血肉，反倒胜过坐视其饱受困顿凌辱。他又言及寻死之由，称投湖受挫且创口未致死命后，顿悟此乃天意昭彰，欲将己身交付人间法度裁决。凡此种种弑亲动机，皆属案犯自述之遁词，绝非其家境实情之客观写真。
据案卷汇编所载之司法清勘表明，其内心之恐惧与家私资财存在明显断层。案发时，其妻之女校仍在照常授课，布业合伙亦未濒临破产。其全家所居房产当年以一万八千马克置办，经官方估价高达近四万马克，最终公开变卖得银三万五千余马克。抵偿债务开销之后，家资尚有结余可资分拨，吕绍甚至犹能立案订立遗嘱。其生意合伙人克里斯蒂安·孔斯特证称，吕绍为人方正，居处有常，然绝非通晓市井零售之才，素对日常开销怀有不切实际之过虑；证人亦指其在女儿之教养与衣饰用度上常生嫌隙。其余邻里证人则皆言未见夫妻有过剧烈争吵，亦无半点家暴迹象。
诉讼之枢机迅速聚焦于吕绍之刑事责任能力。辩护人施莱登博士力主，此番弑戮乃妄念驱使之狂悖行径，不得以神智完足之常人责任相绳，并恳请法庭征询医事公会之法医评定。然史载法官并未接纳该项精神鉴定提议，而径直依其行凶首尾及受审举止断案。汉堡国家档案馆藏卷之一项现代考据虽补缀了若干《皮塔瓦尔案卷》所阙之档案细节，但鉴于原始卷宗未能全勘，今之记述亦不对其精神病理诊断及医学勘验之效力作断语。
1804年2月10日，下级审判庭判处吕绍斩首之刑。辩护人向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诉，反复力陈偏执妄念作祟之可能，辩称被告或确笃信家族败亡在即。相反，市民群氓与若干报章则厉声抗议，指斥吕绍坐拥资财，其所谓贫穷之辩乃属无稽之谈，力求从重严惩。《皮塔瓦尔案卷》生动摹状了彼时全城在愤懑声讨与悲悯恻隐间的撕裂对立，各色铅印小册子连篇累牍，竞相辩析癫狂之界限、罪责之所属，以及国家刑罚权之尺度。
3月16日，上级审判庭驳回上诉，定罪并加重刑度。辑录于本案篇章的终审裁决书认定，吕绍系蓄意且神志清醒地犯下六重谋杀之罪。在法官眼中，其所谓的忧虑、沮丧与绝望，绝不能构成法定的免责事由。刑罚由斩首改判为自上而下施以残酷的“车裂轮刑”，碎骨绝命后暴尸刑场并就地掩埋。1804年的一份时事小册子（其标题转引自前述现代史学研究）标称行刑日为3月19日；然而该研究正文却径称3月16日行刑，此日期恰与《皮塔瓦尔案卷》所载之上诉宣判日重合。因未能得见原版小册子，行刑确期遂成疑案。判决书彰明，此典之施意在以儆效尤，惩戒天下为人夫、为人父者，断不可借口庇佑福祉而行戕害至亲之实。
据《皮塔瓦尔案卷》采录的时人记载，吕绍在狱中的最后韶光颇显泰然。他按时进膳，与狱囚对弈交谈；对看守照料之人深表谢忱，并将残存细软分赠两位同舍囚徒。他平静接见临终布道的神职人员，与其切磋死生与信德奥义。有目击者记述其临刑感言：自叹在万念俱灰之际，未曾向知己倾吐忧思，否则妻儿骨肉或可免于一死。此语出自案发后刊印之传闻轶述，未可据以认作确凿之逐字实录。
行刑当日清晨，通往刑场之途万人空巷。吕绍获准拣选赴死车舆，平静登车。临近刑架，他敛容祈祷，低声乞求刽子手出手干脆，免受持久摧残之苦。史卷载明，吕绍乃汉堡历史上最后一名承受轮刑极刑的死囚。自此，本案不再单是一桩人伦惨剧，而演变为时人诠释凶行本相与刑名边界的漫长论战：有人坚称罪大恶极须用重典，亦有人视吕绍为一介对困厄妄生恐怖、以杀戮为庇护之悲剧迷障者。
《皮塔瓦尔案卷》在此杂糅了司法卷宗、街头小册与辑录者之伦理按语。它对勘了案发当夜的不同记述，廓清了坊间夸大死伤人数的讹传，并将法理裁决与有关癫狂、动机之臆说严格剥离。是故，后人不应将转述之供词轻信为确凿之心理学定论。司法判词昭然若揭：吕绍以蓄意杀戮六人之罪，于1804年3月受戮伏诛。其所言惧贫之动机——在账目明细前全然立不住脚之迫切危局——终究不过是被告之一面之辞，任凭百代纷议，亦难借后设之病理诊断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