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顿本应在英国本土之外服满七年流放之刑。然而期满之前，他便潜回国境，潜入伦敦寻找发妻，重操令其获罪的拦路劫掠旧业。擅违流放令潜回本土，本身已是死罪；然而，最终将他再度送上审判席的，却是一起针对贵族子爵马车的劫案。在他生平夸耀的万水千山之中，这趟奔赴妻室的归程，注定成了他的末路。
威廉·巴顿生于伦敦泰晤士街。据旧案卷记载，其父性情浮躁，沉溺酒色恶习，后来携一名情妇并运载一批货物远渡牙买加，企图销货或经营种植园。父亲抛下幼子由生母抚养，分文未留。此后，这名少年被外祖父收留；外祖父在考文特花园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饭庄，对小威尔呵护有加，性情温厚宽纵。食客们常给少年威尔些许赏钱，积少成多，本足以使他安分守己、衣食无忧。
然而巴顿一心渴望远洋历险。他不顾外祖父的苦劝，决意出海寻父，幻想着父亲已在西印度群岛积攒下万贯家财。待抵牙买加，虚妄的财富化为泡影：父亲早已客死他乡；同行妇人虽在种植园立足，巴顿却无力将其驱逐。他只得重返海上，靠零工艰难度日。
不久，他所乘的船只因涉嫌走私遭西班牙舰队截获。巴顿与同船水手沦为俘虏，被押送至西班牙本土。卷宗载称，起初他们受尽虐待，食不果腹；待靠近海岸，境遇略有改善。抵岸后，他们被关入牢狱，巴顿终日谋划脱逃。当时，英籍战俘被派往外院修缮残破的石墙。由于地基需要重砌，巴顿与一名同伙趁看守不备，窃取了西班牙守军的钱袋，将火药搜集入一只小囊，塞入墙基深处并引燃。巨响之下，两码见方的石墙被炸开豁口；二人趁守卫惊骇失措之际穿穴而逃，遁出牢狱。
脱困之后，两名逃犯潜入一座修道院避难。修士们向他们施以饮食，并在狱吏搜捕时加以庇护，将二人收编在仆役中劳作。修道院的善意为他们提供了温饱和安全，但巴顿二人不愿久留。一日深夜，他们强行撬开外门，潜逃至一艘正待启航的英国商船。登船之后，他们方才得知修道院早已同船长谈妥，代付了二人返英的船资。这场冒险潜逃，除了徒增被捕与无助漂泊的风险之外，全无必要——若能稍作忍耐，他们本可依东道的周全安排安然返国。
返抵英伦后，巴顿投身行伍，参加了弗兰德斯战场上的数次战役。案卷称军官甚为赏识他，擢升军饷军士之职看似指日可待。然而战事骤停，升迁化为泡影；所属联队解散，巴顿再度沦为流民。他酷爱向人夸耀行伍间的亡命经历。其中有两桩盗案，他坚称发生于当年的异邦游历期间，案卷亦将其作为其自述故事记录在册。
首桩奇案发生于布鲁塞尔近郊，事涉西班牙裔贵族卡斯特哈男爵。该男爵长年嗜赌，家资荡尽；在继承兄长十万余克朗的遗产后，恶习复发。首批拨付的四万克朗到手后，他借口为儿子物色前程，携两万克朗与夫人同往布鲁塞尔。然而在宴席之间，男爵将正事抛诸脑后，将两万克朗输个精光。归家后，他阴郁了一整周，随后暗中凑集了第二笔两万克朗，筹划再次出行。
男爵夫人担忧幼子生计，遂与总管密谋。总管拉拢了三名仆役和夫人的侍从，又以微薄酬劳招募了驻扎在附近的巴顿及另一名英国兵士。夫人备好伪装，令人将丈夫与两名随从佩枪的火门封死，自己亦换上男装。薄暮时分，夫人率一行人伏于林间，在官道上截击男爵。男爵无力招架，两万克朗落入劫匪之手。夫人将款项悉数存留作儿子未来的资产；男爵因断送了养家底资大受震动，从此痛改前非，绝足赌场。案卷视此劫为巴顿沦为惯匪的契机；但这终究出自巴顿口述，别无文书旁证。
巴顿还曾自陈，在遭法军俘虏期间，他曾受雇于边防驻军中一名穷困潦倒的加斯科涅军官。彼处严禁赌博，宪兵队须定期搜查住所惩办违规者。加斯科涅军官勾结了一位嗜赌的同乡暗线，由后者通报聚赌窝点。军官、巴顿与另一人伪装成执法军吏，入夜纠集闲杂人等突击搜查，假冒官家向赌徒勒索钱财。在此案自述中，巴顿参与了假冒查抄，线索则由同乡线人提供。此节同样仅见于作者辑录的巴顿自白。
旧案卷将巴顿的大半犯罪归咎于他对妻子的溺爱。他不忍见妻子为生计操劳，誓要为她争得优渥日子，哪怕身首异处亦在所不惜。记录者又称，数载流浪使他精于筹划行劫，他甚至有一套说辞，将窃贼与征服者相提并论：二者之别，无非掳掠多寡而已。这些评价固然带有案卷编撰者的道德说教色彩，但他策划的数桩劫案，确实显露出其手段之狠辣与诡谲。
一日，巴顿在官道上窥得一辆长途马车。他的同伙曾是旧相识的老兵，上前窥探马车防卫：车内有四名配备短铳的绅士、两名贵妇与一名仆役。巴顿命老兵绕至山丘后方，待行至车后便朝马车上方开枪示警；他自己则策马缓步前行，直逼正面逼停车辆。二人按计行事。突如其来的枪声令乘客措手不及，乖乖缴出随身财物；所得赃款约一百镑。巴顿还劫得两柄镶银火铳与两杆黄铜短铳，随后二人绝尘而去。
考文特花园的一场未遂盗窃彻底断送了巴顿的运气——他在故地实在太过扎眼。他当场被擒，押送新门监狱，定罪后判处流放英国海外领地七年。抵埠之后，他被一名种植园主以十八镑的身价买下。案卷明确记载，奴役他的庄园主未派他从事苦力，而是命他担任监工，负责看管奴隶，并在庄主外出时代为照看产业。巴顿亦承认彼时生活颇为优渥，本可安度余生。他在种植园滞留了一段时日，直至对伦敦、旧友，尤其是对妻子的思念日益侵蚀心智，使得异域苟活变得无法忍受。
他不顾脱逃流放重罪必受绞刑的法度，长期缜密谋划归途。他终觅得脱离奴役之机，潜上一艘商船潜回伦敦。进城后，他首先寻得妻子与之同居，并迅速重拾劫掠营生以供养家庭。巴顿始终咬定妻子从未参与行劫，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司法档案中亦无任何独立证据指向其妻受案牵连。
潜逃回籍已足使他沦为死囚，而紧随其后的一起劫案则再度将他推上了老贝利法庭的被告席。他洗劫了爱尔兰贵族里斯本子爵及其同行的一位贵妇，掠得银柄佩剑一柄、鼻烟壶一只及约十二先令散钱。巴顿被捕归案，受审伏法。听闻判决后，他自知生路已绝，借由经卷与祷告寻求内心的宁静，自省平生之罪。得知亲友已妥善照看幼女、妻子亦不致冻馁之后，他放下了身外挂虑。据编年史官记述，他在面对死亡时展现出极大的沉着与坚忍。
1721年5月12日，年约三十一岁的巴顿被押赴刑场执行绞刑。记述者将其临刑前的平静归结为军旅铸就的胆魄，以及迟来的悔罪皈依。万里波涛、异域牢狱与亡命逃亡，从未磨灭他对妻子的眷恋与对骨肉的挂怀；正是这份执念将他引回伦敦，并最终被旧罪吞噬。关于布鲁塞尔与法兰西驻军的逸闻，多是他自吹自擂的传奇；然而老贝利法庭的终审判词，定格在他对里斯本子爵及其随行女眷的那场最后劫掠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