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过九时，夏洛特·施皮尔纳之子推开房门，赫然见其母悬挂于上铰链处。其面有血迹，发丝散乱。儿子将其解下，移置床上，解开缠颈索绳，遂疾奔延请邻人。对邀来之近邻，他托称乃暴发血症；向医官陈词时，方吐露发现悬尸之实；待至法官面前，复暗示老妪恐系发狂自尽。至于那条绳索，则自始至终未予出示。
出殡之前，波茨坦城中已对这桩语焉不详之凶祸议论纷纷。3月1日，老妇依礼下葬，丧钟齐鸣。初检卷宗之内，除颈间勒痕外，未见致命之伤。然而，夏洛特早年与夫分居，坊间素称“施皮尔纳遗孀”，其死状无论如何难容自缢之说草草了断。她生前惧死，犹有诸般生计图谋，且体魄硬朗。何以骤然悬梁？而那名亲睹尸身的儿子，又为何未在案发之初即刻呈报官府？
自1826年起，夏洛特便居于运河街20号。前屋住其子，曾任泥瓦匠师，兼充市议员。儿子平日奉送饮食茶汤，入夜则提灯照引送母还家，邻舍皆知其纯孝。邻里亦深悉老妇门户底细：屋内陈设古朴，金银细软悉数藏于舍内，另置写字台收储私物。她常年以重利向租户及贫弱乡邻出借小额款项，质押实物为凭。其私蓄、债权连同所押之物，于左邻右舍眼中早非秘事。
2月25日暮色渐合，尚有数名街坊见其身影。约六时半许，她仍在清扫鸡舍，并言及欲往探其胞兄——一位手套作坊主。其时积雪融冻，冻雨泥泞，狂风摇撼园木。稍晚，泥炭贩子莱曼于后院闻得两声厉号，音若妇人临产阵痛。另有证人忆及八时前后有沉闷呼声，隐若“呼、呼”。众人所供时刻与声状虽未尽吻合，然后院那声凄呼，终在邻人心中挥之不去。
诸般门户亦隐现蹊跷。通往花园之门素常紧锁，25日夜十时许竟见洞开，次晨依然未闭。外侧锁眼尚留有一匙；堆肥之侧赫然显出四把生疏钥匙，两两交叉置放。唯独花园厅房之匙杳无踪影。及至登堂勘验，柜锁与抽屉皆留细察之痕。行窃与图财害命之疑，遂不可遏制地交织而起。
死者之子起初未行盘点。2月27日，木工送棺至门，儿子欲取些微资财支应，见惯常置金处空无一物，却仍未生疑。直至借贷妇人伦纳特登门索赎质物，3月1日晨，其妻严辞催促寻验，他始知首饰、钢丝网钱袋、衬衣与窗帘皆已不翼而飞。他遂笃信其母乃遭劫杀，疑心骤落于旧相识马霍尔德之身，悬赏二百塔勒缉凶。然该嫌犯出具确凿不在场证明，事发时正逗留于阿波罗游艺厅；其行迹既明，悬绳与失物之谜复陷胶着。
其子转而循迹另探。于园圃之间，他辨出数枚足印，自阿波罗厅方向穿林越栅而来，直抵逼近自家庭院之一处棚屋。来往折返，痕迹斑驳。伏于该隐蔽处，恰可窥探对舍租户布劳恩之窗棂。3月2日，死者之子将此诸般端倪移交官厅。直至此时，沾附血污与黑白发丝之绳索方始呈验入库。
官府不得不发冢验尸。3月5日，医官初次验视，所获结论尚不足以断定悬缢非死因。至同月23日，奉令起棺再勘。此番对衣物与绳索详加审度，头面部创痕、颅内瘀血乃至全身体征，令尸身隐情顿现：夏洛特系先遭重击，而后被悬于高处。尸检虽未能指斥凶顽之名，然已尽斥独身一人系绳悬梁之臆断。
追索赃物之线索终引至赫尔姆里希。搜查其居所，炉灶之下隐匿金戒两枚；受害人出殡之日，其妻曾转售黄铜臼一座；更有杂物裹藏于包裹之内，起获于其妻服役之宅邸地窖中，外以黑毛织物与细绳捆扎。邻里早于数日前即见窖口有一包裹，旋即无踪。诸般物证步步收紧罗网，赫尔姆里希虽难脱干系，凶杀真凶之问却悬而未决。
赫尔姆里希曾习铁匠之艺，自矜善配关钥，复谙运河街门第虚实。其人生计无定，以盗窃佣工苟且自活，负债累累，常怀赴美谋生之志。其密友布劳恩适居夏洛特对门，地势了如指掌。二人自前秋往来甚密。官府立捕二凶，旋将二犯之妻以窝赃或隐匿之罪并案究办。
赫尔姆里希伏承行窃，却排布出一套免除杀人罪责的时日陈词。他诡称乃于夏洛特身故之后——即2月28日或3月1日——越未闭之窗潜入行窃。然而，在此日之前，诸物早告遗失；彼时窗扇严闭，门户通途亦与其供述大相径庭。实则早在前岁十二月，夏洛特之写字台便曾遭窃。赫尔姆里希就数次越货、启闭门户及赃物去向之陈述颠三倒四，每认一项盗行，便刻意将其现身案宅之期向后推延。
另有干证宣誓作供，称赫尔姆里希曾吐露谋害富室老妪、卷资潜逃美利坚之念。然此辈证人声名瑕瑜互见，不乏曾陷囹圄者，供词轻重殊难骤断。有一证人供述其曾研求无痕扼毙、伪饰窒息之法。至于布劳恩，其曾携一枚金戒质于商肆，盘诘之下语无伦次，莫能自圆。即便如此，二人谋合行凶之口供，始终阙如。
1855年7月17日至20日庭审启衅，审理重心聚焦于三案核心：入室者伊谁？盗财者伊谁？害命者伊谁？案卷之内，端倪互为印证，亦互为扞格。其子曾移尸毁痕，更以血症绐邻，虽据实回禀医官，初查仍准予入土安葬，致令良机尽失。二次掘冢虽正视听，终难巨细靡遗复现长夜凶状。绳索、青丝、创痕与赃银构筑物证之链，而干证辗转之词，徒具心迹，无人亲睹凶行。
陪审团最终未认定赫尔姆里希具有预谋杀人之罪。法庭判定其系为排除行窃阻碍，蓄意致夏洛特于死地；然起意杀害究竟是否先于盗行之时，乏确凿明证。此一法理厘定未免其极刑：赫尔姆里希因非预谋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布劳恩被宣告脱去谋杀、共犯、杀人及从犯等一切罪名。二犯之妻亦皆免罪释放。赫尔姆里希一人伏法，并未波及卷宗内列名之诸干人等。
1856年2月19日，御批核准死刑，解赴莫阿比特刑场执行。因行期变动及司法大臣介入，刑戮数度迁延。教士克勒梅特自犯人情态之中疑其冤抑，陈情求缓。刑责终再获维持；7月8日，赫尔姆里希引颈就戮。直至临刑前夕，他仍声声呼冤，至于其临终有无更为确切之言辞，史籍了无印证。
运河街的花园之内，那几柄陌生钥匙初看似是通途指引，足迹遥指棚屋，豁开的门扉宛若昭示着罪徒之去向。然而，一场法庭审理并未将满街邻里化为从犯。它令布劳恩重获自由，令两名妇人置身事外，赫尔姆里希之伏法，仅奠基于一道极其收敛的判词：盗行与杀机相依，而预谋之实未立。在安顿夏洛特遗体的床榻之上，那条勒绳曾被随手抛置于衣柜之顶。待医官重新展布衣冠残发，它亦未曾吐露全貌；它所成就者，仅是阻断了最初那个“自尽”的断论，免使其成为人间唯一的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