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艾丽丝·怀特发觉身旁的妹妹不在床上。她下楼在屋内四处寻觅，随后唤醒了母亲。母女二人走到屋外井旁，赫然瞧见水面上浮着一件便袍和一角蓝色衬裙。她们心头一紧，立时认出那是安的衣裳。直至早晨七点，尸身才被抬回宅中。她早已气绝身亡。
前一夜的九至十点间，艾丽丝便已歇下，玛莎与另一位姐妹尚在守夜。彼时的安正在梳妆更衣，满心期盼着情郎的幽会。长夜漫漫，艾丽丝既不知纳塔尔究竟来过与否，亦未察觉屋外生出的变故。案卷并未载明遗体于何时起获、由何人抬回，仅记述尸身运抵家中已近清晨七时。
安·怀特年方二十三岁有余，已身怀有孕。约莫半年前起，二十岁的约翰·纳塔尔便时常前往桑尼菲尔德探访这家人。他居于五分钟步程外的哈维斯特希尔斯，与父兄同住。在艾丽丝眼里，纳塔尔定期来寻妹妹，多在周六深夜十一时至子夜之间，有时甚至更晚。安一心盼着出阁；艾丽丝提及，每当婚期似有迁延，妹妹便郁郁寡欢。博罗的编纂文献将安的死期定在1817年6月22日，但证人证词中并未指明那是星期几。
那口水井颇浅，以致死者的衣物残片清晰浮现于水面。证人约翰·海沃思描述，井池长约四英尺，中有一块竖石隔开。一侧水深仅六寸又四分之一，靠近安头部之处深约一英尺半。她仆卧于水中，衣衫整饬，毫无凌乱之象，亦无血迹。然而海沃思指出，其木屐周围留有挣扎踩踏的痕迹。她的颈项前侧赫然印有一指一拇的掐痕，后颈则留有整只手掌扼压的印记。海沃思断言，成年人断无在此类浅井中失足溺毙之理。
外科医生约瑟夫·里斯详陈了死者周身的多处伤患：额头、鼻梁、下颌、双膝及肘部均有挫伤；双肘上方留有极深暗痕，疑遭绳索或柔软织物紧缚挤压；双肘下方见手指压痕，两肩之间亦见创口。死者颈部的抓痕深陷肌理。剖验显示，其脑部充血，然肺部与胃中绝无半点积水。里斯将死因归咎于气管与颈部血管受强力扼闭窒息，绝非溺亡。问及行医资历，他承认独立开诊仅五年。他详述了窒息与扼杀之征象，并坚决排除溺死可能：他声称行医以来从未见过肺无积水的溺毙者，甚至提及曾遇溺死于四寸浅溪者，其肺部亦有存水。此番法医证言虽未指明凶手，却彻底推翻了失足落井之说。
一段先前的对话为这桩公案提供了作案动机。四月初，邻人詹姆斯·阿什布鲁克在与纳塔尔合力掘沟时，问及他是否去赶集。纳塔尔答称手头拮据需攒钱。阿什布鲁克随口问起桑尼菲尔德的姑娘们，纳塔尔便向他开口借钱。邻人应允，但追问款项用途。纳塔尔言语间提及“生养孩子”，随即愤然挥拳击地，发狠声称若怒火上涌定要除掉安。此番传闻之语虽无法还原井旁究竟发生了何事，却为控方提供了一份先前的恐吓铁证，且此言正出自安怀有身孕之时。
1817年9月4日，兰开斯特巡回法庭开审此案，检方当庭出示了该恐吓言论与外科医生的剖验报告。然而主审法官明确将尸身的暴力痕迹与指认凶手的证据区分开来。指认纳塔尔的关键，几乎完全寄托于另一名羁押犯人约翰·诺尔斯的证言之上——诺尔斯彼时亦身负刑案尚未受审。据诺尔斯供称，纳塔尔向其倾吐，称其从友人家出来后，在谷仓院中与安发生争执。安追问其何时迎娶，他答称已交纳了刊发结婚通告的费用。随后二人反目，推搡互殴，他继而将其扼死并将尸体沉入井中。此番密谈发生于狱中：诺尔斯比纳塔尔迟两日收监。案卷记录全凭这名狱友的口供转述。
诺尔斯实则先后给出了两套截然不同的说法。首个版本中，纳塔尔将罪责推至安的生父身上：坚称亲眼目睹其父夹抱着女儿投入井中，而他自己随后径自归家歇息，直至次日方闻死讯。然而到了第二日清晨，纳塔尔唤诺尔斯同至狱中庭院，神色惶恐。诺尔斯称，纳塔尔此时方全盘翻供，招认自己夜至窗下、因胎儿血脉归属与婚期发生口角、继而施暴的经过。案发之时别无旁人目击。法官因而向陪审团阐明，认定凶手身份全赖诺尔斯一人的转述。而先前指向安父的指控，亦非独立的第二套证词，同样出自诺尔斯转述纳塔尔之口。
陪审团最终裁定纳塔尔谋杀罪名成立。史料纪实并未详载判词细则，仅录其于定罪后的周六押赴刑场，并在绞决之前坦承伏罪。本案的司法记录由此留下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证据范式：一方面是尸身留下的伤痕，依里斯之见，这证实了暴行存在并彻底排除了意外溺亡；另一方面则是诺尔斯的狱中听闻，正是这番口供将暴行与纳塔尔强行系于一线。正是后一份满纸辗转自白的孤证，被法官奉为确证凶手身份的定案悬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