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12月7日凌晨两点，纽卡斯尔储蓄银行的办事处内窜出滚滚浓烟与烈焰。火势扑灭后，警吏随即入内勘查起火之由。在职员办事房中，约瑟夫·米利倒卧在一领地毯之上，颅骨碎裂，已然气绝，衣袋内塞满了煤块。相邻的房间里，银行精算师阿奇博尔德·博拉姆不省人事，领口破损，颈项间受了数处浅表的刀伤。案发现场初看宛如遭遇歹人劫掠，继而纵火灭迹；然而，银行的账册与文书却几乎原封未动地留在原处。
博拉姆苏醒之后，向警方陈述了所谓的事发经过。据他所言，一段时日以来，他屡遭匿名信件恐吓威逼。就在事发前夜，门缝下塞进的一纸字条更警告他家中将有横祸降临。为此，他特意返家用了晚茶，而米利则离开大堂回到了自己的房内。
博拉姆声称，他在当晚七点半光景折返银行。当时大门紧锁，他用随身钥匙启门而入，随即将其揣回衣袋。见米利横卧地毯，他只当对方已然酣睡；他深知同僚亦持有一把钥匙，平日偶有反锁独处的习惯。正当博拉姆走向案台之际，身后骤起声响。一名乔装打扮、面涂黑灰的男子猛击其太阳穴。博拉姆奔向窗前大声呼救，那黑衣人尾随而至，厉声喝道，若敢声张便教他落得与另一人同样的下场。紧接着第二记重击将他打倒在窗边；伏地之时，他感到一把利刃抵上了咽喉。
他自称随后失去知觉，直至听闻隔壁房间传来响动方才悠悠转醒，却不敢出声呼救。博拉姆还坚称，早先收到的恐吓信皆已付之一炬；唯独当夜在候客室门下拾得的那封，尚留在他的案头上。据他描述，凶徒身材矮小，语调粗粝，似有变声作伪之嫌。其时博拉姆口袋中仅有几枚先令。他推测案台上留有四镑十先令，系艾里先生托付于周六存入之款项，而内室金柜中尚存八十镑，用于日常支应。此外种种，他皆称记忆模糊，无法复述。
然而，银行内部并无横遭洗劫的迹象。大部分账册卷宗完好无缺，未被烈火焚毁。保险库的外门洞开，内层的铁锁却依旧咬合如初。博拉姆辩称将钥匙遗落于案头，如今却渺无踪影。内室铁柜完好紧闭——这绝非寻常抢劫所呈现的图景。
在死因裁判官的研讯中，博拉姆的应答破绽百出，与勘验所得多有抵牾。验尸陪审团遂裁定其涉嫌蓄意谋杀，警方当即将其收押。警务总监史蒂文斯旋即展开深入搜查。在博拉姆寓所的书册背后，警吏起获了银行失踪的钥匙以及一笔巨额黄金底银。多名证人证实，案发当晚博拉姆离家的时间远比其自供的更为延后。对银行废墟的二度勘验亦揭示了更多疑点：博拉姆自称倒地之处竟毫无血痕，而其衣衫上的血渍分布，分明显示刀伤乃是在端坐姿态下所致。此外，三本最新的账簿亦不知所终。
种种物证坐实了疑虑：所谓暴徒袭劫之说，实乃博拉姆虚构之辞，意在掩盖米利之死并私吞匿藏的金银。失踪账簿固然暗示其动机或与账目亏空相关，但佩勒姆在纪事中评述道，若仅为销毁几页文书，寻常手段足矣，何至于杀人性命、纵火焚楼，其代价未免过巨。在舆论沸腾之中，坊间对其动机揣测纷纭。史乘记载更倾向于二人突发争执之说：博拉姆或在盛怒之下操起通条重击同僚致死，事后方才放火造伪、自残脱罪。纪事作者指出，陪审团最终采纳的正是互殴致死的推论，尽管起衅之由始终隐于迷雾之中。
米利生前鳏居，膝下遗有四名子女。纪事将他描绘为一个纵使命运多舛、仍竭力维系家庭体面的勤勉之人。他早年正是得益于博拉姆的荐引方才入职银行，年俸六十镑。米利身故后，银行董事会当即为其孤儿发放了抚恤之资。公众的义愤与悲悯随之激荡：不出月余，民间义捐便为遗孤筹集了一千镑之巨。
检方起初以蓄意谋杀罪名对博拉姆提起公诉。1839年春季巡回审理中虽已呈递起诉书，但鉴于舆情汹涌、恐难获公正裁判，程序遂延宕至下一期巡回法庭。7月29日，纽卡斯尔法庭在莫尔男爵主持下开庭审理。控方举证耗费了整整两日的大部分时间；辩方随后传唤了众多品格证人出庭作证。
在总结陈词中，莫尔法官重审了指控蓄意谋杀的证据链条，却并未将斗殴之说视为定论。案卷并无证据表明二人早有深仇宿怨，故法官启发陪审团审视另一种罪名界定：博拉姆极可能是在双方互殴互殴的口角中致米利毙命。法官指出，一时激愤铸成大错，事后博拉姆为免于流徙之刑，完全有动机编造遇袭谎言。莫尔明言，此项假说控辩双方均未正式提出，实有赖陪审团独立裁量。三小时后，陪审团作出终决，判定博拉姆犯有过失杀人罪——此项英格兰普通法中的“manslaughter”罪名有别于蓄意谋杀（murder），却并不意味着那一记致命重击全出无心。
博拉姆随后被判处终身流放，就此远逐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