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零点十五分，陪审团的召唤铃声骤然响起。法官返庭复席，陪审团团长宣读了裁决结果：路易-维克多·戈德弗鲁瓦被裁定有罪，但享有法定减轻情节。面对审判长的讯问，被告未再发一言。判决随即下达：十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后予以监视居住，并承担诉讼费用。随后，辩护人请求法庭确认陪审团团长之更换，并将此项变更正式载入庭审笔录。审判长答复称，笔录中业已载明。在这场诉讼中，终局之语并不仅止于判决本身；直至休庭的那一刻，司法程序依然严密恪守着每一道动作的归位与留痕。[1]
长达四日的庭审报道最终凝结成了这纸判词。1877年2月22日，《法庭报》刊文报道了前一日在塞纳省巡回重罪法庭展开的辩论，庭审由瓦内先生主持。该报开篇便抛出了一个表面看似简单、实则盘根错节的核心疑点：1876年9月8日，靠年金度日的食利者库尔特富瓦前往讷伊商洽利益账目，随后在戈德弗鲁瓦家中因两声枪响而毙命。控方坚称这是一起蓄意他杀；戈德弗鲁瓦则执词辩称对方系自杀身亡。庭审纪要并未呈现任何独立目击者所见的定论场面：它勾勒出的，是一桩死因悬疑的公案，而法庭辩论的职责，正是对双方的陈词逐一审问推敲。[2]
法庭上率先确立的是控方的指控逻辑。《法庭报》的起诉摘要记载，库尔特富瓦曾向阿尔克伊的化肥企业投入八万法郎。但在随后的多轮庭审、盘诘、证词乃至辩护词中，案涉金额又屡屡被指为五万法郎；各篇报道既未澄清两项数额之间的矛盾，亦未厘清其具体归属。当时该企业已濒临破产，账目往来、担保契约以及接续签订的文据皆存争议。根据庭上宣读的起诉文书，库尔特富瓦认定对方仍拖欠其本金及应允款项，而戈德弗鲁瓦则在维奥莱洋行深陷周转泥潭，并面临诉讼指控的威胁。庭审中出示的债权人信函，在哀求、责难与警告之间反复游移。其中一封信预告了其登门造访；另有信函重申了他自认已获允诺的各项担保。在3月7日的一封信中，库尔特富瓦再度提及“你我之间议定的最后条件”；然而控辩双方对这些担保及后续签署的文件，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法律解读。这场经济纠葛构成了死者此番造访的前因，而案涉商业凭证亦在法庭上历经了反复的质证交锋。[3]
被害人早已魂归九泉，无法出庭陈词。《法庭报》披露了库尔特富瓦的遗嘱及其生前致家人的书信，他在信中尚谈及要继续生活以弥补亏空、抚育眷属。这些手迹被控方用以反驳自杀推论。与此相反，数名证人则当庭转述了库尔特富瓦生前自称若讨不回钱便寻短见的言论。弗雷德里克·孔布出庭作证称，在1876年复活节前，库尔特富瓦曾扬言若拿不到欠款就“饮弹自尽”；孔布表示自己当时训诫了他，其后还就他并未寻死一事开过玩笑，库尔特富瓦当时亦未置可否。该证人还指称，死者在八月间曾再次发出自杀威胁。法庭之上，这些口头话语同库尔特富瓦自言誓要弥补亏损、庇护家人的亲笔书信形成了剧烈冲突。[4]
随着庭审的推进，物证台上陈列的各项证物渐次化作无声的证人。那支双筒手枪、多枚弹壳、在戈德弗鲁瓦梳妆室搜出的子弹，以及提取出的弹头与弹丸碎片赫然在列。辩方主张库尔特富瓦完全可能亲手持枪自戕；控方则反驳以子弹的射入轨迹、创口处全无火药灼伤痕迹，以及枪身未沾血迹等关键疑点。法医专家就射击距离、击发残留痕迹及后坐力影响展开了辩论。枪械匠人亦当庭证实，涉案子弹与该手枪完全匹配。贝热隆法医将弹道描述为“近乎水平”，并断定朝额头开枪几无可能，盖因自戕枪击通常应呈仰角上升态势。他细致区分了子弹跳弹造成的擦痕与火药晕斑的差异；专家与诉讼当事人还就模拟实验及涉案弹药的特性展开了交锋。所有的物证，唯有在这些各执一词的勘验比对中，才显现出断续的真相。[5]
人证的陈述补足了物证无法道明的情节。警长科什潘作证称，他在客厅内发现了死者尸体，并称戈德弗鲁瓦起初声称死者系自杀；被告对该份笔录的若干细节提出了异议。米泰尔医生陈述了其初步勘验所见，随后贝热隆医生详细汇报了尸检结果及针对创口所做的弹道实验。仆役们对当场所听所见的陈述参差不齐；克莱芒副警长遂在案发宅邸内展开实地声学测定，以查证自中庭与楼梯间究竟能听清客厅内何种程度的谈话。贴身男仆让蒂声称，其在楼上未曾听闻任何异响或交谈。然而，当时立于室外靠近马车夫位置的克莱芒却坚称，自己极其清晰地听到了客厅内两人激烈的争执声。他亦强调，自己曾核实过完成案发相关动作所需耗费的时间。这些证言迫使陪审员们必须权衡各人在宅邸不同方位所形成的感知差异。[6]
库尔特富瓦的亲属随后出庭，追忆那位缺席的死者。其遗孀陈述称，戈德弗鲁瓦曾对她坦白双方发生过极激烈的争吵，随后才改口坚称其夫系自戕身亡；证人雷诺却未证实自己听闻过此语。死者之女回忆了其父生前自述所受的种种威胁，并坚称父亲在辞家当晨神情颇为欢愉。死者之子则当庭表示，从未见过父亲使用过任何武器，并提及父亲当时正满心期待着接收一座锯木厂。其他证人亦恰恰证实了这笔产业交易：预定的会面、求购的交涉、接管手续以及尚待结清的尾款。自杀之假设，因而绝不能仅凭孤立的片言只语草率断定，而必须置于多位证人对其死前数日的生活习性、实业规划与精神状态的描摹中综合权衡。[7]
2月24日，法庭纪要的重心由证人盘诘转向了法庭辩论。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着重提及库尔特富瓦的年岁、其家庭操持以及其白手起家积累资财之艰辛；他请求法庭切勿将死难家属的悲恸误解为复仇的私欲。公诉机关与民事诉讼原告继而指出，沉重的负债、往来书信、案发前的威胁言论与法医检验所见，皆无可辩驳地汇聚为指向谋杀的证据链条。辩护人则力斥控方将当事人描绘为十恶不赦之徒的定调，重申了戈德弗鲁瓦关于生意往来、涉案手枪以及走火瞬间的各项辩解。辩方承认，被告在命案发生后的举止或可被视作冷酷，但绝不足以据此坐实杀人之罪。辩方援引商业公证文书，反驳了控方对担保条款的片面解读，坚称现场痕迹完全能够契合自杀的情形。同一组信函与同一批证物，在法庭辩论的交锋之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证据意涵。[8]
在终审庭辩阶段，控辩双方围绕这两种非此即彼的假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辩锋。在控方看来，自杀说既无法自圆其说于物质现场的客观物证，更难以解释库尔特富瓦缺乏可信自尽动机这一事实。作为辩方律师，尼科莱先生逐条梳理了物质痕迹，继而剖析其心理动因；他重新宣读了库尔特富瓦的书信，极力辩护其自杀之可能性。历经逾七小时的滔滔雄辩，审判长讯问戈德弗鲁瓦是否有何陈述补充。“别无所陈。”他答道。晚间十一时，陪审团退庭评议，直至子夜稍过方才返庭，最终作出了认定其有罪但享有法定减轻情节的裁决。[9]
宣判之后，辩护律师再度提请法庭正式记录陪审团团长之更换，并将其批载于审判笔录之中；审判长答复称，笔录确已载明。在一纸十年苦役判决与减轻情节的认定尘埃落定后，这篇司法纪要在一项程序细则的技术性记录中戛然而止。3月7日的信笺、孔布与克莱芒的证言、贝热隆的法医勘验——凡此种种繁杂的声音与物证，陪审员们必须在铃声骤响、召回法庭之前，将它们逐一辨析、勘定次序。[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