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预审法官的周旋中，魏勒据传曾反复抗辩：“我不再想同您谈下去了，因为这些谈话终究会断送我的性命。”1860年刊布的记述补充道，此番对质之后，人们再未能从他口中撬出一个字。这句怨言拉开了一桩司法悬案的序幕——审判的终局固然昭然若揭，但他早年的行迹，却只能凭借一位编纂者为了对照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而拼凑的零星残篇，方能勉强拼合。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赖特马特，同伙皆呼其为魏勒，系瑞士伯比孔一名磨坊主之子。据他自述，年约三十六岁。1811年一部署名为司法官员编纂的司法文献中，魏勒被列为达米安·赫塞尔匪帮的要犯，并载有其数个化名。“魏勒”这一名号，频繁出没于有关越狱与夜袭的各色记载之中。1860年的文本并未确凿锚定这前半生的具体年份，而是极力铺陈其屡次脱逃、易容改装以及种种足资附会传奇的铤而走险。
据载，他在楚尔察赫被捕，随即施暴脱逃；在沙夫豪森旋即落网，却再度成功遁走。其后，他在另一次拘捕中负伤，被押解至阿劳，官府原以为将其关入戒备森严的牢房便可万无一失，他却依旧破壁而出。编纂者甚至记叙，一名方济嘉布遣会修士曾建议对铁镣施以祝圣，并令囚徒立于摆成十字形的毯上。此中细节，足见在那个年代，惊恐的人们往往求诸巫术以求解脱；文本并未证实他拥有任何超自然之力，不过是印证了狱吏在善于利用防范疏漏的亡命之徒面前何其无能。
在1860年的画像中，实录事实与作者附带的主观臆断往往纠缠难辨。施特赖特马特被指控犯有盗窃、劫掠教堂以及洗劫磨坊与农庄等罪行。同一章节还提及一项更为严重的罪名：1800年虐杀一名磨坊主，随后纵火焚毁其父昔日产业——伯比孔磨坊。魏勒对此二事始终矢口否认。编纂者虽倾向于采信其辩白，却未能出示任何瑞士法庭的判决或侦讯卷宗；因而切不可将此类指控与日后的美因茨公审混为一谈。
一次对隆维的奔袭，为这支游动匪帮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行动切片。在某年12月19日至20日夜间（年份未详），这伙人紧挨着一座哨所，竖起长梯与木桩翻越外围工事。文献特意将魏勒的敏捷身手与那些负责聚敛、转运战利品的同伙区分开来：他负责突防攻坚，功成之后则将辎重搬运委之他人。节录中并未指明此次突袭的确切年份。
该篇章亦记述了他两次弃恶从善未果的企图。第一次，他在睡梦中被窃走了腰带以及其中的一百多枚路易金币，计划遂告中辍。第二次，他本欲前往一家法国工场做工；中途步入一家小客栈，偶遇穆勒及其女伴，在赌桌上输尽盘缠，旋即再次受裹挟卷入新的窃案。编纂者将这些挫折视作魏勒重操旧业的推手，却未妄加揣度其心迹；金钱的逼仄、旧日关系的牵绊与命运的巧合，构成了将他死死羁绊在犯罪网络中的现实合力。
美因茨邮局的一幕，则将笔触从亡命奔逃转向了舍身施救。据载，舍恩-迈尔·摩西头部中弹，赫塞尔与另一名同伙弃之不顾仓皇逃遁；已拐过街角的魏勒却折返回来，将伤者负于肩头，一路扛至隐蔽之所，而宪兵与密探则循着滴落的血迹步步紧逼。1811年的司法辑录亦载有救援舍恩-迈尔·摩西的情节，同样未注明确切日期。作者加诸魏勒身上的这种恻隐之举，并不能抹煞其所受的罪名指控，却令人无法再用非黑即白的单一笔墨去勾勒他的面目。
高墙铁窗最终给看守们带来了另一场严峻考验。文中记叙，魏勒用床单结成绳索，企图自百尺高墙悬垂而下。守军的排枪阻断了逃路；他颓然坐于顽石之上，据传曾叹道：“不过是稍作延宕罢了。”接下来的段落展现了他对狱卒境遇的顾恤：守卫会否因床单撕毁而遭受克扣？得知无法免责后，这名囚徒竟提出愿舍弃自费改善的伙食，以此结余赔偿狱卒的损失。文本在此将脱逃的凶悍狂悖，与一种极度细碎现实的温情对立起来：对于一个刚刚越狱溃败的死囚而言，一领床单的亏欠竟仍重于泰山。
在此番失手之后，笔调急转直下。魏勒因无法如往昔那般破狱而出而心灰意懒，据传开始向预审法官吐露实情。编纂者特别注明，起初诸多供述皆为口头道出，费尽周折方才逐一笔录在案。囚徒随后抗议道，如此深谈终将招致杀身之祸。在公开庭审前数周，他承认了赫塞尔此前招认的部分罪状，却坚决拒绝指认侦查人员尚不知晓姓名的同伙。他辩解称，那些人中尚有人或可改过自新，自己绝不愿做落井下石之徒。
然而，这种沉默并非无懈可击。文中写道，在与预审法官单独相对时，施特赖特马特指认了一名曾忘恩负义反咬自己的同伙；但他拒绝在公堂之上公开予以指证。据记述，他深恐世人将其言辞归咎于私怨报复，他要求一份证言不仅须句句属实，更须无可指摘、超越嫌疑。在法庭审理期间，他仅平实作答，绝不主动构陷任何未被其他证词波及之人。叙事由此将私下密讯中的招认与公堂之上的缄口结舌形成鲜明反差，并以这种自制与赫塞尔的做派构成了强烈对照。
1860年文本中缺失的审判日程，在乌多·弗莱克关于莱茵匪帮的专门研究中得以廓清。美因茨特别法庭于1810年开庭审理此案；9月29日就管辖权作出裁定，并于10月下旬宣读判决。赫塞尔、施特赖特马特与施马耶·内森被判处断头台极刑。1811年辑录中的判决名册，确将此三人列于死刑犯名单之列。
闻判之际，魏勒据传曾厉声喝止暴怒失态的赫塞尔，提醒对方自己尚且坦然受刑、毫无怨言。随后，文本尾随他直至刑场：他饮食就寝如常，给伴侣留下嘱托而别，宣称自己罪当一死，但双手从未沾染活人的鲜血。凡此种种，皆为编纂者归于魏勒名下的言辞。所查阅的史料并未注明行刑的具体时日。
司法裁判了施特赖特马特参与匪帮恶行的罪责；而1860年的篇章，则将其塑造成赫塞尔在道德层面的反光镜。这种文学对照，既无法洗刷他矢口否认的瑞士罪案，亦无法消弭促使三人走上断头台的滔天罪行。它留下了一个远比道德诫勉更为沉重的悬疑诘问：当一名被告拒绝供出侦查法网之外的同党时，我们究竟该如何审视这种有所保留的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