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5月25日，里昂法庭宣布休庭。让·洛朗在宪兵的看押下，于羁押室内踱步。他略作驻足，旋即在墙上题下一行字迹：“洛朗·让 / 1878年5月25日被判死刑 / 无罪。”少顷，法庭复议开庭。《法庭公报》载明洛朗被判处死刑。墙上的题字先于当庭宣判而生，却未能扭转其分毫命运。在整篇庭审纪要中，这寥寥数语成为此人最后的辩白；而陪审团方才就呈交的四项提问尽数作出了肯定答复，报纸却未曾刊出提问的具体文句。
开庭受审时，洛朗自称三十二岁。《法庭公报》在正文中唤其为“让·洛朗”，而在其刊印的起诉书中，又注明其真名为“皮埃尔-让·洛朗”。此等出入，已足见下笔之审慎：此人此前一直假借“杜兰”之名行世，而报端的叙述实则是将诸般说法、物证与控辩结论杂糅凝练而成，其证据效力各有悬殊。
5月24日至25日，案件在罗讷省重罪巡回法庭开审，由奥利维耶审判长主持。刊印的栏目赫然冠以“谋杀·盗窃”之名。报道以起诉书立论开篇。这份罗织罪状的文本并非盖棺论定的定罪文书，而是检方向陪审员呈现的论控逻辑。依检方之说，64岁的务农老汉皮埃尔·维尔库尔于12月9日被发现横尸于圣洛朗-德沙穆塞县布吕利奥勒村的居所内。连日来屋舍寂然紧闭，令邻里心生疑窦。众人破门而入，只见老翁倒卧血泊之中，颅骨已被砸得粉碎。屋内的衣柜遭撬开翻检，一把染血的斧头赫然搁在隔板之上。
起诉书将凶案时刻推定在12月6日傍晚。维尔库尔赶集归来，带回一双新木履、一个提篮，以及一件被雨水浇湿的罩衫。他将木履与篮子随手置于灶房门旁，罩衫则挂在炉火前烘烤。炉上煮着的一锅土豆，在检方看来正表明死者遇袭前正欲用晚饭。其宅邸孤悬于林木掩映的山坡上，门窗紧闭。报端称其孑然独身，俭朴肯干，素无仇隙。检方断定，正是他积攒的一笔蓄积与传闻中的金路易，引来了这桩谋财害命之祸。
一名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引起了疑心。此人自称“杜兰”，冒充贝济耶一家酒商的行街代表，与他在里昂结识的阿德丽安·塞韦拉克结伴而行，扬言欲娶其为妻。塞韦拉克一家恰与维尔库尔毗邻而居；老汉与这家相熟，报道更言其曾对阿德丽安的妹妹范妮流露求偶之意。杜兰由此熟谙邻舍虚实，亦知晓老农家中藏金的虚实。起诉书直言，正是这一风声，让其心底萌生了杀机。
他所伪饰的体面身世与捉襟见肘的实际生计之间的落差，成了检方论罪的核心。12月1日，在贝塞内的一位公证人处，婚书立就：杜兰许诺陪嫁五千法郎嫁妆与六百法郎行头。然而待到结算二十法郎规费时，他竟囊空如洗；先是勉强凑出五法郎，又向准岳父塞韦拉克告借了一法郎。次日，他自承身上仅剩四十二苏，几不足以买一张火车票。数日后面对公证人的催索，他声称款项将于12月6日如数奉还。
据起诉书所载，正是那一天，杜兰于上午十时许撇下老塞韦拉克独自离去，终日不见踪影。直至当晚八点左右，他才气喘吁吁地抄荒径穿田而归。其裤管湿及膝上，且有洗涤过的擦痕。然而，此前分文皆无的他，此刻竟递给阿德丽安二十法郎用以交割公证费。他自称整日在集市流连并用过午膳，但集市上并无一家酒栈店东认得其容貌。他又辩称曾买过一包烟丝随后遗失；警方却在维尔库尔凶宅中起获一包相同烟丝，众证人皆言这绝非死者平日所吸之物。在检方口中，此等微末枝节皆成了案情拼图的一角；可若是析而观之，无一处能确凿还原宅内究竟生发何事。
12月7日，洛朗偕阿德丽安及其母前往里昂。纪要载明，尽管先前一贫如洗，他在此地竟挥霍了至少二十五法郎。当法警掩至索恩河畔自由城的一家客栈实施抓捕时，据说他正赤条条地、未及着履便躲入了茅厕中。官差在现场搜出以维尔库尔为名的三张承兑汇票、一封落款为死者姓名的信函、一份以杜兰之名拍发之电报，以及一张原属于死者的储蓄所折据存根。报章对这些证物的记述，亦是先引自起诉书，继而转述自庭审质证。
起诉书极力将洛朗描摹为一个屡次因盗窃获罪、违令流窜、背负数起追诉且涉嫌逃兵役的惯犯。劣迹斑斑的前科无疑加重了被告人的道德污点，却尚不足以敲定其杀人罪名。关于死者遗产与票据，据称洛朗曾两易其辞：他初称是从一无名氏手中购得存折；后又改口称汇票系阿德丽安所交。检方则反唇相讥，断言女方从未经手此物，系洛朗威逼利诱其作伪证以圆其谎。然而《法庭公报》在此处并未引述阿德丽安出庭作证的详尽供词。
报道随后记叙了洛朗的零星答辩。对于往昔所获刑责，他的辩解未能令法庭满意。他承认曾冒用“杜兰”之名，承认在无力履约的前提下向阿德丽安空许妆奁。面对冠有维尔库尔之名的票据与存折，他词穷莫辩。至于衬衣上检出的斑斑血迹，他托辞于猎捕松鼠所致；对那张折据，他则咬定是于白莱果广场向一陌生人所购。报端总结道，他的受审答辩，通篇不过是对指控的概括否认而已。
存录不同陈词之间的龃龉，方显存真之意。起诉书直陈，洛朗在酒馆听闻凶案消息时面露仓皇，断言此等惊惶便是不打自招的默契供认；证人格里莫据传曾悄语身旁之人，坚信洛朗必是真凶。然而审讯纪要中并无认罪招供。报章将这一幕与搜出的有价票证、衣物留痕、无法解释的行程以及言辞抵牾并置，视其为公诉方推论案情之蛛丝马迹。德博纳检察官竭力指控，阿尔西律师为洛朗据理力辩。遗憾的是，《法庭公报》并未充分提炼二人辩词的逻辑肌理，仅就审讯过程与终局草草记下一笔。
审判长作完总结陈词后，陪审团退庭评议。报章称，法庭向陪审团提出了四个问题，陪审员尽数以“是”作答。然而其问题之原文，报端隐去不录。今日我等已难窥其确切字句，亦无法断定其罪责究竟如何在谋杀、盗窃或加重情节之间厘清割裂。《法庭公报》记述，书记官宣读裁决结果时，洛朗神色木然。公诉机关当庭请求从严量刑；法官随即退席合议。正是在这悬而未决的等待间隙，洛朗在羁押室的墙壁上，并列刻下了自己的死刑与他的无罪。
午后一时二十五分，复庭开审。《法庭公报》仅冷峻录下一行简笔：“洛朗（让）被判处死刑。”这纸文献仅为1878年5月25日落下的判决与刑罚立照。它从未言明行刑与否、是否获得减刑或另有后继申诉。历史的舟楫在此搁浅于档案的断层：一记极刑判决，一行墙头刻字，一篇立论笃定却隐匿了陪审团提问、亦斩断了洛朗余生结局的法庭简报。唯有分清起诉书的指控、转述的线索、庭审的答辩与最终的判词，方能勾勒出这桩公案的本相，而不致误将薄薄报章等同于卷帙浩繁的历史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