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9月28日，陆军中士亚瑟·戴维斯离开杜布拉克驻地，走入布雷马起伏的荒岭。案卷保存了两份关于巡逻接应的记录：四名士兵声称未与他汇合；一名下士则称在队伍出发后，曾见其孑身赶至。此后，戴维斯再未返回寓所。五年后，两名当地乡民在爱丁堡因涉嫌弑卒受审；十五名陪审员最终一致裁决其罪名不成立。
本案始末完整收录于1831年刊行的一卷集册中，系沃尔特·司各特主持付梓的1754年6月庭审案卷。司各特在长序中直将此案视为谋杀，并大篇幅铺陈那场据称道出凶手姓名的亡魂显圣；而在实际质证程序中，证人对簿公堂，各方说辞龃龉丛生。这两重声音不可混为一谈：陪审团当年并未采信司各特冠于卷首的武断定论。
戴维斯生前服役于盖斯将军麾下的步兵团，与数名兵士驻扎于杜布拉克。案卷载明，其职责是在该驻点与格伦希的另一哨所之间巡行。此项军事戒备系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平息后的弹压之举：据证人陈述，彼时高地居民尚未尽数缴械，亦未改除高地服饰。司各特事后评述，称戴维斯所执勤务为当地土著所痛恨；此乃文人追述之见，庭审卷宗从未认定中士曾面临任何确凿威胁。
其妻吉恩·根特与他成婚十月。她在证词中称丈夫清晨即行，随后转述了下午四点前归营士兵的交代，以及那位在队伍离去后独自目睹中士的格伦希下士之言。她本人自此永诀。根特详述了丈夫当日的穿戴：蓝色外氅、条纹背心、皮制粗鞋，以及一顶缀银边的毡帽；又坚称他身带怀表一块、折叠小刀一柄、指环两枚并十五枚半几尼金币；就在前夜，她还曾协助他设法防潮妥存那枚怀表。
这些细节随后被誊录为司法勘验清单。戴维斯生前喜于示人金币，且亲手在帽冠内侧刻下姓名首字母。诸般器物及其市价，遂成为辨析后起证物的凭据。根特深信丈夫已遭不测，却无法指明何人所为、因何罹难。她唯补充道，除曾因求诊于军医破例一次外，中士素无夜不归宿之理。
最初的搜寻一无所获。营中初疑其潜逃脱罪，旋即又有人揣测系兵痞谋财或强盗行凶。迨至1750年夏，牧羊帮工亚历山大·麦克弗森自称在泥炭沼中寻得近乎朽尽的残骨，伴有残碎蓝呢、束以发带的深色发辨，以及系带遭割断的粗皮鞋。他无法通过面貌辨识戴维斯，仅凭衣履残片与失踪流言，断定此即中士骸骨。
骸骨的露头并未随即催生严谨的司法勘验。麦克弗森供认，发现之初他曾首鼠两端，秘而不宣。据其所述，约翰·格罗瓦曾劝其噤声；达尔多尼的约翰·肖则命其私密下葬，盖因恐罹案之嫌祸及本就饱受通叛嫌疑的高地村落。随后被召来的唐纳德·法夸尔森，据称亦合力将尸骸草草隐埋于泥炭之中。此辈所供，全无公开起掘并施以条理验尸的情节。通篇审讯中，既无医官案验报告，亦无对这具残骨的独立法定认证。
麦克弗森甚至对天盟誓，称有一阴魂显圣——初来时身着蓝衣，复来时赤身裸形——引其寻至埋骨之地，终而指控特里格（别号“克拉克”）与麦克唐纳为凶手。法夸尔森亦称，直至依其所指掘出枯骨，方始信以为真。伊莎贝尔·麦克哈迪则陈称曾见一赤身幻影步入陋室，然并未辨认其为戴维斯，亦未闻得任何控词。司各特对这类证言尽致讥讽，推论麦克弗森实乃借寻常耳目获知内情。凡此种种，纯属编者按语，未入陪审团之认定。
在审判席上，幽魂之说仅系控方杂拼证据的一环。少女伊莎贝尔·伊戈作证称在山头捡得镶银边毡帽一顶，呈交其东家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东家证实确有拾帽一事；其妻疑此物或系戴维斯遗物，命将其匿于溪畔石下。该帽此后数经易手，先为小儿戏获，后辗转递至领管与营房总管约翰·库克之手。库克自称在帽顶认出“D. A.”字样；然公诉书所载为“A. R. D.”，而遗孀根特所忆则是“A. D.”。此物经由辗转递送，虽为案情添一实据，然每一环节皆建基于传闻耳食之上；终无一人亲见此帽从中士首级脱落。
指环的追索链条更为悬浮不定。数名邻人忆及，曾见特里格新妇伊丽莎白·唐尼指上戴有一枚沉甸、起凸浮雕的黄指环。坊间疑其肖似戴维斯遗失之物，却无人能确证此物即出中士之手。彼得·麦克纳布作证称，唐尼自谓系自货郎詹姆斯·劳德处购得。辩方则传唤约翰·福布斯上尉，转述初审听证之情：唐尼曾向其呈示自生母处承继的金戒，并称婚前曾赠予亚历山大·麦金托什（化名“里奥赫”）一枚铜戒。两份供词殊途莫调：它们展现的并非源流归一的物证，而是同一器具下的两套叙事，以及缠绕其上的猎奇疑窦。
控方最具分量的杀手锏，是一名自称目击凶案的证人。安格斯·卡梅伦供称，9月28日暮色苍茫之际，他与同伴伏于洼地，遥见一蓝衣男子，初疑为军士或军官，旋即特里格与一矮小男子逼近。据卡梅伦所见，特里格暴起发难，击中蓝衣人，后者呼号回身；二凶随即几近同时发统射击，趋前围向躯体。卡梅伦自承隐忍此情达九月乃至经年。他始终无法认出那名同谋矮汉，且在目睹这番暴行后逾半年，方获悉中士已然失踪。
时隔日久与指认阙漏，构成了致命软肋。卡梅伦指名道姓咬定特里格，缘于素来相识；对于从犯，却仅能描述其身量体态；全案证据中，并无任何确凿印证足以推定此人即为麦克唐纳。邓肯·卡梅伦与唐纳德·道·卡梅伦作证称，安格斯曾向其私语目睹克拉克与一陌生客枪击军官之状；二人亦坦言曾极力劝阻其告发，缘由是此等指控必在当地招致祸端。此类旁证仅系事后转述，终非亲临见证之本体。其余捕风捉影之线索虽能证明被告人出没于案发地域，然其指控效力大多受制于迟滞的追忆、流转的物什与乡里的清议。
两名被告当日行踪在涉案区域本无疑义。约翰·格兰特证称，二人于9月27日宿于其家，翌晨各操一枪，宣称欲猎鹿寻马；其子见二人折向格莱尼山径，而非直指克里斯蒂丘陵。麦克唐纳自辩彼时开枪实为射猎飞禽，随后更正了早先关于歇宿之地的供述。辩护律师抓住这些行迹的含混、诉讼程序的滞后以及累年推演中的反复翻覆，力求开脱。控方则反向勾稽，试图将持械行踪、旁人传述、遗帽与断戒缝合为铁证链条。
1754年6月10日，主审法官裁定起诉状可移交陪审团审理，并准许被告人出具开脱自证之证据。次日庭审开锣，逐一听取辩驳证言。6月12日，在聆听检辩双方终结陈辞后，十五名陪审员一致判定特里格与麦克唐纳罪名不成立。合议庭当庭宣判开释，解禁出庭。该项裁决既未旁指他凶，亦未确证潜逃；它唯是为案卷中未能凿实之处，划定了一道无可逾越的司法界碑。
在司各特笔下，全案被裁截出几分传奇小说的底色：失踪的兵卒、引路的游魂、流转的婚戒，以及信誓旦旦声称目睹击杀的伏路证人。然而存世的司法档册却处处透出疑窦与残缺：卡梅伦终未指认出第二名凶嫌；麦克弗森之供词翻覆变易；关键物证几易其手；至于荒沼残骨，更是自始至终未曾经历堪称法医实证的严谨检定。陪审团未曾以臆测填补黑洞，径自裁以无罪。泥炭深处，白骨与朽布散落如谜；卷宗深处，当人溯回那一道道流转的口供之链，所有的确凿不移，终如晨雾般悄然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