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伐利亚的阿门丁根，维图斯·雷特当年的死因，起初仅被归为乡间常见的猝死意外：一场突发的中风。十八年后，其子克萨韦尔因盗窃下狱，竟自供曾将父亲亲手扼毙。他描摹细节，言之凿凿，转瞬却又翻供，坚称自己当时神志失常。老翁究竟死于谋杀，抑或这桩命案纯属伪造，只为搅乱另一桩窃案的供词？载于《皮塔瓦尔审判纪要》中的司法裁断，始终未能解开此谜。
1859年出版的《新皮塔瓦尔审判纪要》第九卷中，收录了题为《盗贼与弑父者》的一章，回溯了这起1822年的旧案，其记述主要依据刑法学家保罗·约翰·安塞尔姆·冯·费尔巴哈的犯罪学著述。此文实为后世文献汇编，既非原案卷宗，亦非逐字审讯笔录。编纂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场金蝉脱壳的诡计：雷特蓄意捏造弑父自白，旨在削弱盗窃供述的凭信力。费尔巴哈则未排除另一种可能——这份招供或许句句属实，只是被他顺手用作脱罪的机关。书中铺陈了二人的推论，却未曾将任何一方之说断为确凿证据。
1822年春，另一名落网的惯盗指认雷特为其同伙。书中记载的线索甚为确凿，雷特随即被捕。4月9日首次预审期间，他承认曾伙同案犯数度作案：盗取毛毯、生猪、肥鹅及其他财物，多在夜间下手。《皮塔瓦尔》载称，其供述与同案犯之交代及失主报案记录高度吻合。
然而仅隔一周，至4月16日，雷特全盘翻供，唯独承认拾得三只鹅。他辩称此前招供纯系神志昏乱所致。次日，他要求法官重读4月9日的审讯笔录。诵读甫毕，雷特暴起扑向法官，欲抢夺公文。法官虽将他按住，雷特仍扯下最后一页，将带有自己签名的纸片吞入口中咀嚼撕烂。官吏将此变故如实录案；所幸残存文书与在场差役之口供，保全了这份自白的原貌。
5月底，案卷移送上级法院。6月4日，在终审裁决下达之前，雷特主动要求再次受审。他坚称自己未犯盗窃，却吐露了一桩更为骇人的罪行：他杀了亲生父亲。其父维图斯·雷特亡故于十七年前，据书中所引教区名册记载，卒于1804年12月。克萨韦尔供述，当年因分家文书与田庄交接之事与父反目。他声称父亲尚卧病在床，忽暴怒而起，操起刺刀作势欲刺。克萨韦尔扼其咽喉，将其摔倒在地活活掐死。随后他将尸身移回床上，取走分家字据，试图按文书支取其中标明的150弗罗林，最终未果。
招供次日，雷特折断镣铐上的铁片刺伤手臂。法庭医官诊视，见其神情极度惶惑，目光阴郁散乱。这名囚徒自称时常发狂，同时矢口否认曾供认弑父。《皮塔瓦尔》记述他夜间辗转咆哮、自残其身；至6月8日，雷特再次坚称谋害生父之说纯属子虚乌有。看守却声称，在雷特发病狂乱之际，隐约听其喃喃呼唤亡父。然而，这些数十年后方被辑录成编的吉光片羽，既非原始供词，亦非后人能够重新勘验的医学鉴定报告。
尘封的悬案由此重现，而据该章所述，这桩旧案当年从未经历过缜密的刑事侦查。教区名册将死期定在1804年12月10日。前一日傍晚，维图斯手持酒壶步出客栈，身子尚且康健。次日清晨，名为维罗妮卡·舒赫的女短工称曾见老人清醒如常。未几，死讯便传遍村落。乡间外科医师应召赶至，断定老汉死于中风；但据《皮塔瓦尔》所载数名证人回忆，医官仅迈入一间晦暗的卧房，未曾实施任何尸检。
书中亦提及当年针对克萨韦尔的乡野流言。三名证人与一名昔日地方官吏忆及，乡民早有疑心，指其弑父。其幼弟格奥尔格曾向监护人吐露：“杀我父亲的，除我兄克萨韦尔外别无他人，只是我不敢言明。”这句证言仅凭监护人多年后的追忆留存，并无当年的原始文书佐证。《皮塔瓦尔》视其为关键铁证；然而读者必须明察，从格奥尔格当年的私语到1859年付梓的铅字，其间历经了多少辗转附会。
庄园田产的争端，勾勒出潜在的作案动机。据引述的证人称，克萨韦尔逼迫父亲让出地产，以便自己成婚。维图斯断然拒绝，属意将家产传予次子。地方官吏曾数度接获老父控告长子的诉状，几经调停方使父子勉强言和。种种纠葛足见遗产争端之烈，却断不能直接推导为杀人之实。至于物证，早已在岁月里消磨殆尽：尸骨长眠地下十八载，咽喉处的扼痕绝无留存之理，当年外科医官亦无片纸字迹可供覆核。书中直言，即便开棺验尸亦无济于事：纵使骸骨完好、验明正身，也断不可能从白骨上辨出窒息之痕。司法机关所能依凭的，唯有风蚀的记忆、残缺的册籍，以及闪烁其词的供认。动摇定罪根基的，不仅在于缺乏目击证人，更在于足以昭雪真相的物证本身，早已不可复读。
这般虚弱的证据链，并未阻碍编纂者得出“心证确凿”之论。他将死因离奇、骨肉交恶、争产动机与陈年流言连缀一处，使其与雷特的自供丝丝入扣。然而，这种契合全然建构于书中征引的迟滞证词之上，断难将情理重构点化为司法定论。这批让猜忌得以立足的史料，恰恰反证了为何真伪终究无法勘破。
据编集所载，受命评估雷特精神状况的医官认定其佯狂作态。记述着力渲染其夜间发作与白昼镇静之反差，并称其在否认弑父时对答条理清晰。此乃《皮塔瓦尔》转述之医家判断，今人已无从对案推勘。这一诊断未曾解明自白的真伪：装疯卖傻，既不能坐实命案确曾发生，亦无法咬定凶手必为雷特。它仅仅表明，官府对其言辞的研判，何等依附于对其表象举止的揣度。
司法审判最终落得双轨异途。针对弑父之罪，书中载明法院先是作出“暂免审理”（ab instantia）之裁定，继而在第二道判决中免其刑事追诉。书中未录裁判全文及断案理由；这类历史上的法学术语，断不可轻易等同于现代司法概念。而对于盗窃事实，法庭认定铁证如山：雷特被判处感化院苦役六年零六个月。这道判决既未认定他手刃生父，亦未宣告他彻底洗脱罪名。
书中咬定，迟来的自白纯系嫌犯布下的迷局，意在以狂言推翻盗窃口供。费尔巴哈固然认可这层心理阐释的洞察力，却揭示了另一种深渊：弑父之罪或许真实不虚，雷特吐露此事非关忏悔，只因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潜伏于记忆深处，比任何凭空捏造的故事都更具震慑之力。著述者强加于他的狡黠心机，因而根本无法作为辨别虚实之尺规。言之凿凿的自供暗合了昔日疑云，旋即又随翻供分崩离析，而物证早已深埋九泉。
归根结底，此案揭示的非是真相的大白，而是一道司法的藩篱。法庭可以惩治证据确凿的窃案，却必须对证据不足的凶嫌隐忍不发。《皮塔瓦尔》借助心理演义逾越了这道界线：它揣度自白背后的机心，又赋予费尔巴哈洞见嫌疑的心证。然而审慎之道，在于恪守二者的界限。克萨韦尔·雷特为盗窃伏法；至于维图斯之死，1859年的文本留下了疑云、推翻的自白与无尽的假设，唯独未能留下一记确凿无疑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