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堂之上，塞西尔·布朗夏尔陈述自己兼具二名：塞西尔与莱达。然而，面对那个决定命运的质问，她的作答却难以令人信服。她究竟为何自封为“波利尼亚克王妃”？据她供称，是因为她坚信自己早已完婚——那是1856年在瓦朗谢讷秘密举行的一场宗教仪式。检方提请法庭对她擅用头衔之举定罪量刑；辩护律师则娓娓道来一段与卡米耶·德·波利尼亚克同甘共苦的过往：膝下的幼子、自美洲飞鸿寄至的书信，以及毅然赴美相聚的决绝。然而，自始至终，并无任何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婚书在庭审中呈堂佐证。
1873年5月27日，案件在巴黎轻罪法庭第十庭开审。布朗夏尔时年四十有一。庭长当面宣读控罪，指控她意图攫取荣誉身份，冒用了波利尼亚克王妃的姓名与头衔。本案的起诉并非基于最初引爆事态的那起诈欺指控。彼时，起因系一家布庄索讨两千二百法郎的宿债；款项结清后，司法机关已作出不起诉裁决。庭长明确指出，法庭今日审理的核心，仅在于僭用姓名与封号本身。
布朗夏尔坚称自己名正言顺。她将那场宗教婚礼的时间精确推至1856年7月26日晚间八时，地点就在瓦朗谢讷大教堂的神父住所。据她回忆，弗卡尔神甫执笔拟就了婚书，但她并未亲见登记册上的墨迹；她与那位亲王均未签字画押。她亦声称仪式现场并无旁人见证，此后神父方才私下告知了她的姊妹与外甥。这番自白虽将时刻与地点言之凿凿，却始终未能拿出半页文书呈交法庭。
司法调查曾四处寻访那位神甫。瓦朗谢讷警察署长回函证实，此人从未在主教座堂担任过主任司铎，亦未曾寓居于其神职宿舍。送交法官的情报显示，约在1852年前后，他离开阿韦讷区的一处教区后，仅在大母堂充任常驻神父。这一核查结果，让“1856年由座堂主任司铎主婚”的说辞立时动摇。然而，这也并未直接坐实布朗夏尔彻底捏造了与波利尼亚克的私情：这一关键节点，成了公堂之上双方攻防阐释的焦点所在。
庭长指出，被告袭用该名号长达十五年，而指控仅追溯至近三年内的事实。作为本案唯一的受传证人，店员迪穆尔出庭作证，称其两年来一直知道布朗夏尔以“波利尼亚克王妃”的身份光顾“首都”洋行。这一证词印证了该头衔近期在市井商肆中的屡屡使用；然而，对于当年是否存在那场密室婚礼，抑或她何以坚信自己享有此项特权，证人全然无法作证。
公诉人坚称，该头衔在律法上绝非其所有，且即便在与卡米耶·德·波利尼亚克情断义绝之后，她仍旧招摇挂名。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开庭前数周签署的一张盖有“波利尼亚克王妃”大印的收据，以及一纸抬头写着“波利尼亚克夫人”的凭证。他更挑明布朗夏尔当下的拮据窘境，质疑此等名号不过是她维系上流社会体面的寄身之木。动机之说虽为检方一隅之见，法庭既无须就已偿清的债务再起波澜，亦无须裁定贫困是否为每一次冒名的动因；其所当裁决的，唯有被诉之罪行事实。
布朗夏尔的辩护律师拉绍并未在法律层面上强辩头衔的合法归属。他当庭担保其当事人此后绝不再犯。他全力抗辩的，是被告“蓄意行骗”的罪名，坚称她实乃深信婚约已成。为充实这一心证，律师将岁月拨回1855年——彼时，她结识了兄长之挚友卡米耶。依辩词所述，二人旋即坠入爱河，随后在勒芒附近结庐同居，并于1857与1858年先后诞育两名骨肉。律师特别指出，两名孩童的名字中分别嵌有阿尔芒、玛丽，以及玛丽、卡米耶、奥利维耶，此等命名正暗合亲王家族世代相传的名谱，绝非偶然。
然而，这段家庭掌故终究只是辩方的一面之词，未经任何确认亲子关系的判决所认定。公诉机关随即抛出布朗夏尔此前录于警署笔录中的供词进行反击：在与卡米耶结识之前，她曾诞育过一名私生长女，该女婴托付给一对夫妇抚养，日后下落连生母亦茫然不知。检方以此力证，辩护律师的叙事漏洞百出。历史庭审纪要并未就此厘清孩子的生身血脉；它只是如实录下了控辩双方在争辩善意动机时各自所恃的筹码。
辩方随后将叙事推进至卡米耶流亡异域的岁月。据说他脱离法国军队，远赴大洋彼岸投身美利坚南军麾下，其后曾召集布朗夏尔携子女赴美团聚。拉绍当庭宣读了署期1861年6月发自都柏林与纽约的两通书信。在第一封信中，卡米耶亲昵地唤其为“莱达”，叮嘱她切莫疏忽了孩子；在第二封信中，他则敦促她携幼子假托化名渡海寻他。这些旧简生动印证了辩方所描摹的缱绻深情与异域聚首的图景。然而，书信终究不是婚契，法庭并未将其视作瓦朗谢讷密室婚仪业已合法成立的铁证。
律师进而披露，自美洲归国后，布朗夏尔曾接获波利尼亚克家族多位女眷所给付的年金津贴。他更当庭宣读了卡米耶于1864年1月手书的信件，信中不仅关切一名骨肉的前程，亦提及一位嫂夫人施予的资助。在辩方看来，若非血脉相连，一个外人断不可能凭空伪造出这般盘根错节的豪门瓜葛。公诉人则针锋相对：实存的男女私情并不等于合法的名分封诰，而婚礼之说自始至终查无实据。公堂辩难由此分裂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一是拉绍所读信件力证的、布朗夏尔与卡米耶之间确凿无误的情感羁绊；二则是她苦苦申辩却无凭无据、既乏书契又无见证的所谓明媒正娶。
副检察官旋即起而反驳，他虽未贬低辩方举证之克制，却字字见血。他严正指出，涉案神甫并非布朗夏尔信誓旦旦的主任司铎；继而发问，若其当真对婚约深信不疑，何以漫漫数载从未循法理寻求婚姻认定？他再度翻出其关于长女的旧供作为利刃，直斥温情脉脉的叙事难掩法律根基的虚空。纪要记载了他多番凌厉的攻讦，其中更不乏对被告私德与身世的挞伐。这些诛心之论固然是司法辩论惯用的机锋，却无法独立构成为二人隐秘情仇的历史定论。
最终，法庭宣判布朗夏尔罪成，处以罚金一百法郎。据当日司法报章所载，裁判既未承认该婚姻合法，亦未对子女的父系血脉置喙半字。法庭审理的全部落脚点，仅仅在于惩处被诉的僭用姓氏与头衔之举。司法之剑斩断了违法行径，却任由信札与异辞激起的无数生平悬疑悬于未决。那份泛黄的庭审实录，将堂上朗读的书信所证实的真情，与从未出示过半纸公文的虚幻婚姻，长久地并置于历史的沉吟之中。
在检方眼中，波利尼亚克的名号最初不过是维系门面的华丽外衣，旋即沦为公堂审判的罪证罗网。在那本下落不明的教会登记册、身份存疑的神甫、寄予“莱达”的鸿雁旧简，以及那纸一百法郎的罚单之间，法庭划出了一条冷峻的界线，却未曾妄加书写整部人生。它定谳了僭称头衔的罪愆；却从未在溯及既往的青史中，为布朗夏尔当年那场自欺抑或自许的隐秘大礼，烙下半枚正名的印记。
文献备考：1873年5月27日庭审记录，见于次日《司法公报》（Gazette des tribunaux）第504–505页。商肆债务纠纷此前因清偿而获不起诉处理；本案仅针对擅用姓名与头衔之指控展开。秘密仪式的细节全系布朗夏尔一面之词，而二人情事、子嗣及往来信函则由辩护律师当庭陈述。法庭最终判处一百法郎罚金，并未认定案涉婚姻及血缘亲子关系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