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2月2日至3日深夜，两名浑身浴血的少女猛烈叩响了尼韦勒一处邻人的房门。索菲与厄芙拉西·博马尔呼号求援，称其母亲尚困于火势蔓延的内室之中，并惊呼其父刚刚对她们痛下毒手。邻人闻声纷涌奔赴火场；其中一人架梯而上，先行救出数名幼童，复又冒着浓烟折返，将母亲及其长女西多妮救出。十年后《新皮塔瓦尔》刊载的庭审纪事将行凶与纵火之责归于雷米·博马尔；现藏于比利时皇家美术馆的路易·加莱画作上，亦题有“雷米·博马尔”之名及“1851年4月15日，行刑后半小时”之字样。然此一实物遗存，当与庭审细枝末节审慎区分——对后者之认知，今人唯能藉由当年的回顾性报道方得窥见。
遇袭之宅邸位于尼韦勒，系博马尔之妻埃尔梅兰德·德利涅名下产业，为上下两层建构。据纪事所述，博马尔供职于消费税税务所，案发前一段时日被派驻于热纳普；其妻与六名子女则留居尼韦勒旧邸。书中载其育有五女一子，长女名唤西多妮，其下依次为索菲、厄芙拉西、泰蕾兹、约瑟芬，幼子名为代齐雷。原文献中若干人名拼写前后互见异同，各章节所录年龄亦微有龃龉；纵使如此，通篇叙述仍清晰重现了各寝室之方位格局，以及诸女仓皇出逃、叩门求援之径。
当夜，母亲与长女西多妮寝于二楼后室，其余子女则歇宿于临街前房。博马尔本人寄居热纳普。此种起居上的分隔，在这一家庭中已成定局；它不仅为案情叙述提供了空间框架，亦成为庭审中激烈辩驳的折返行迹与不在场证明之核心。
起火之夜，尖厉的火警呼号与求救之声惊醒了四邻。负伤脱险的索菲与厄芙拉西直指其父行凶。伊格纳斯·米歇尔及其房客大卫·吉尔伯特当即奔赴官署报案，行道众人亦见火舌吞吐于窗棂之间。路易·马兰设法潜入屋内，短梯虽未及窗牖，他仍奋力攀上二楼，先后抱出三名幼童，递与楼下聚拢之人。
此时烈火已逼近儿女寝室，浓烟蔽目，每一步皆凶险万状。马兰抽身撤出，旋即再度折返。他瞥见母亲横卧榻上，胸口受创淌血。他再度越窗而入，将西多妮抱至窗台，交由架梯接应的救援者，继而终将母亲救出重围。纪事并未将此举刻画为孤胆英雄之奇迹，而是客观铺陈：警报既鸣，众人咸集，各尽所能搜救所及之生灵。
埃尔梅兰德终因伤势过重殒命。西多妮虽挺过案发之夜，亦于获救数小时后的12月3日气绝。索菲与厄芙拉西臂部及胸部受创，文中估计二人分别需调养二十日与十日方得平复。著述者援引医官之诊断，断定伤口系锋利尖锐之器械所致，且非瓦砾残骸中所获之单柄短刀所能悉数造成。是否存在第二把凶刃遂成庭审交锋之争点，然仅凭纪事之词，实难孤证定论。
焦黑废墟中尚起获其他物证：散置于楼梯间的麦秆与木柴、底层堆积之易燃物、遗弃于天井的衣物、一段细绳以及一柄刀尖钝损的短刀。采写者视此为蓄意纵火之确凿痕迹。文中亦提及现场遗留之鞋印，以及热纳普寓所窗台周遭之擦痕。此皆控方于司法程序中指控博马尔所罗织之材料，今人切不可将其径自等同于独立保全的技术鉴定勘验。
翌日清晨，宪兵驰赴热纳普，见博马尔犹自卧榻。篇章记述，搜查人员于床褥间搜得沾血衣物一件、湿冷泥泞的短袜、两对手枪、数柄匕首，以及一条系有短木条之绳索。其后，花园中复搜获皮鞋一双。控方立论遂将此等物件与夜半潜出、攀绳梯折返之行径勾连合缝。博马尔虽对若干枝节力争抗辩，终在公堂之上承认曾预备绳索并于夜间擅离寝室。
前一日之行程亦令疑窦丛生。12月1日，博马尔因私务抵尼韦勒；翌日返热纳普之前，嘱其女约瑟芬购置化学火柴数盒。报道称其随手纳于囊中，随后频现于各处公众场所，始归热纳普寓邸。入夜，他解履脱靴，特意叮嘱清晨及早唤醒。检察官据此指称，一连串举措无非意在伪造通宵未曾离榻之假象。及至过堂，博马尔承认部分实物行迹，唯独断然否认控方赋予该等行径之险恶用心。
此案早见伏笔。纪事忆及1841年1月该宅亦曾突发火警，彼时邻里曾发觉易燃之物紧贴门扉桌榻。当夜博马尔在热纳普当值，数名证人指称其举止甚为可疑，然彼时未见立案论罪之记载。1851年受审问及旧案时，他竟供认当年确曾蓄意纵火。书中据此在两度起火间架构出逻辑链条；然读者当明辨，此种回顾性推演不可混同于当年对1841年事件所作之正式司法判决。
1851年2月26日，布拉班特重罪巡回法院于布鲁塞尔开庭审理此案。《皮塔瓦尔》报道将该审讯勾勒为一场聚焦于犯罪主观动机与心智责任能力之争辩，盖因博马尔对部分事实已供认不讳。审判长讯问其何以意图殄灭满门，据记录，博马尔答称生计已陷绝境，念及骨肉至亲与其日后匮乏啼饥，毋宁早归黄泉。他坚称自己彼时受困于某种无可摆脱的执念，对一举一动之细节记忆模糊。
公诉方对此辩解弃置不顾。检察官历数其处心积虑之预谋：采办火柴、暗布引火之物、藏匿绳衣，乃至潜回热纳普之诡计。检方复又着力渲染1841年未遂之前科，以及加诸稚子之利刃重创。在公诉陈词中，检察官将全案定性为深思熟虑之恶行，斥其苦衷全系自私脱罪之遁词。凡此严苛定性，皆属记者笔下之检方言论，并非针对博马尔人格之独立精神医学鉴定。
辩护方则力主案发时被告陷于精神失常。辩护人援引博马尔自述对子女之骨肉深情，恳请陪审团认定此乃一时突发之癫狂。撰述者对控辩双方皆持审视批判态度：依其所见，检察官未能彻底解构幽微之动机；律师亦未克将所谓“执念”坐实为无责任能力。此等媒体评注绝非最终判决本身，它恰恰印证了新闻纪事如何在极尽戏剧化渲染法庭交锋的同时，妄图去诠释司法本身亦未能昭雪的迷局。
法庭笔录亦载录医官对致伤器械之证言。有医官断言起获之短刀断难形成全部创口，博马尔却咬定自始至终仅用此刀。另一争执焦点在于手枪，被告辩称素来荷弹自卫。他供认纵火并核实了行踪，却否认动用匕首。叙述并未向世人完整呈示所有实物证据，而其转述之公堂对质，悉数经由1860年记者的文字折射而来。
陪审团受命就七十四项问题逐一表决。闭门评议约一时半后，报道载其就五十四项要点判定博马尔罪名成立，尤以谋杀与蓄意纵火未遂罪责难逃；法庭遂依律判处极刑。当被垂询尚有何陈词时，博马尔默然无语。虽则若无原始卷宗或公证书实难还原每项问卷细目，但纪事中之司法裁断结局确凿无疑。
另一独立于纪事之外的文献为终局提供了客观参照：比利时皇家美术馆藏品档案中，著录了路易·加莱题为《博马尔之首》的油画，并详录其款识：“1851年4月15日 / 行刑后半小时”。此证切实印证了雷米·博马尔于该日伏诛；然而，它既未印证口供之虚实，亦未背书庭审之词锋。此即审读史料当守之界碑：回顾性纪事固然铺陈了丰沛之庭辩细节，艺术藏品亦确凿标定了极刑之期，读者切不可移花接木，使彼处材料妄证此处未载之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