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流的彼岸，孩子们认出了父亲的身影。玛丽-伊波利特·科万正向卡巴斯村走来；他吹响口哨，回应着对岸的骨肉。旋即，一声枪响骤起。据庭审笔录所载，孩子们起初以为父亲只是打下了一只飞鸟。他们心中的欢喜，便这般比那苦候之人的性命，多延续了片刻时光。
手提猎枪施施然踱回村中的，是马克-阿尔丰斯·莫雷尔。路人探问他可曾有所斩获，他答道：猎物倒得干脆。两日后，莫雷尔在邻近地界落网，对戕害公证人之事供认不讳，却为这桩暴行另安了一个名目——决斗。整桩公案自此皆悬于这一字眼之上：凶徒唇齿翻覆间，以此轻巧托词，便能将枪下亡魂硬说成甘愿领死的对手。
公证人的拒绝
在卡巴斯，莫雷尔出身体面门阀。他曾任海军军官与市镇长官，坐拥地产，身兼数种令旁人不敢轻易忤逆的头衔——凶险若出自熟识之人、出自长年受乡邻拱手致意且职分素著之辈，便格外令人难堪。1827年押赴瓦尔省巡回法庭受审时，他年届五十二岁。
科万比他少去十五岁上下，膝下育有二子，妻子腹中尚怀有一胎。宿怨横亘于二人之间已久。莫雷尔自称蒙受奇耻大辱；庭审期间，亦有辩方证人出庭指证公证人确曾出言不逊、横加恐吓。然而，法庭同样听取了莫雷尔连篇累牍的挑衅、下帖以及公然宣扬誓要置仇雠于死地的狂言。
科万始终拒不应战。有人诧异他何以能忍辱负重，一位证人转述了他朴实无华的原委：他是有家室儿女之人。莫雷尔斥之为怯懦。早在1826年9月，公证人便修书布里尼奥勒王家检察官恳求庇护。他一心寻求在同处一方水土之下保全性命之道，绝不容认凡龃龉必以兵刃相见的野蛮规矩。
这番退让未能平息纷争，反在挑衅者口中沦为崭新的口实。莫雷尔自此更可指摘科万不敢接下他所勒索的对决。死结由此扣死：一人横加恫吓；另一人对恫吓的推拒，反倒成了降下下一场恫吓的由头。
归家之路
1826年12月7日，科万前往皮尼奥办理文书登记。下午四时许，他踏上由贝斯通往卡巴斯的小径踏雪归家。一日劳碌将尽，他随身携着猎枪、猎袋，猎犬亦步亦趋。这几桩物件，随后在庭辩中引发的纠葛，几乎不亚于双方数月来的唇枪舌剑。
妻儿隔河望见了他。枪声撕裂暮色，妻子急急移目望向对岸，据其当庭陈述，她已看不见丈夫的身影，唯见莫雷尔正返身向村中折回。她究竟目睹几分、听闻几何，引来旷日持久的争辩：两岸间隔、水流轰鸣乃至地势起伏，皆化作被告试图将其目光自案发当场抹去的遁词。
自田间归庄的村民最终在土路上发现了公证人的遗体。忠犬伏尸不去，狂吠着阻拦生人靠近。科万身中数弹。这位晨起尚在为乡邻登记产业的文书，终究未能再入家门；破晓时分作别的孤儿寡母，如今只能携着自家血案对簿公堂。
莫雷尔潜回卡巴斯后旋即隐匿。两日后，搜捕人员在一处田间窝棚将他擒获。他束手就擒，面对拿办之人，仍坚称此乃决斗杀人，切不可将他视作草菅人命之徒。然而，他口中所谓的殊死对决，自始至终未曾有过任何双方推选的见证人在场。
一枚百苏银币
对簿公堂之初，莫雷尔辩称自己早向公证人下达战书、约定地界，只因科万失约未赴。审判长当即指出：此说恰恰证实彼时绝无决斗之事。莫雷尔旋即改口，托辞于12月7日的狭路相逢：他指天发誓，称二人行于小径纯属偶遇；双方皆狩猎方归，自己便提议借此一决生死。
依其供词，二人投掷了一枚百苏银币，以定夺孰先扣动扳机。命运垂青于他，他遂举枪发难。这枚在问答间反复提及的微薄钱币，无非是用以给横死涂抹一层双方自愿的粉饰：开枪之前，须得先有立约；凶煞现形之前，须得有二人平分气运的虚妄假象。
审判长将这套说辞逐节拆解、步步紧逼。依现场勘验证据，科万方办妥公事而返，枪膛内装填的是细碎鸟铳铅砂，且斜背于肩头。双方既要对决，何以未曾校验兵器？二人相隔几许步伐？见证之人又在何处？莫雷尔仓惶辩称当时情势紧迫，先称相距十步，后又改口十二步、十五步，唯独咬定决斗不松口。
他继而极力贬抑遗孀证词的分量。水声过于嘈杂，河岸相隔悬殊，他坚称妇人绝无可能看真切、听真切。此刻的他，已不单是在辩解杀人之举，更是在竭力重划案发疆界，企图令那片旷野收缩至仅容凶手与死者并立的方寸之地——毕竟，泉下之人已无法开口驳斥掷币赌命的谎言。
控方另行指控凶犯曾伏于径旁灌木丛中伺机行刺。莫雷尔对此矢口否认。后人切不可将陪审团最终未予采信之推测，径自当作既定事实：陪审诸公最终认定了“蓄意预谋”，却排除了“设伏暗害”的定性。
皮夹中的铅弹
诸多证人的供述，将一桩远超二人嫌隙的家族纠葛铺展于庭上。一名外甥言及家族诉讼与挑衅前因；数位堂亲陈述了内心的惊恐，以及奔走各级法署求援的始末；另有乡邻佐证了公证人所蒙受的凌辱谩骂。凡此种种，令莫雷尔口中的“决斗”褪去了孤立偶发的面纱，显露出他一贯逼人就范、强索应战的暴戾本质。
辩方亦有证人出笼。其中一名为皮埃尔·戈捷者，竟当庭呈缴数粒铅弹，声称系案发次日在现场拾得，其后一直裹以纸片深藏于贴身皮夹中。审判长诘问他何以迟迟不向预审法官或检察官呈缴，戈捷辩称自以为无甚要紧，此前仅向一介顽童略微吐露。
这包姗姗来迟的碎铅，被其持有者赋予了不可思议的要害分量。当日报刊直斥其证言荒诞不经，终究未能为“互搏”一说扳回颓势。即便如此，辩护律师仍紧咬案情疑点不放，执意要求就“是否存在决斗”单独向陪审团发问。审判长告诫陪审员：若裁定决斗属实，莫雷尔便难定谋杀之罪。
陪审团给出的判词却断然相反。他们裁定被告犯有蓄意预谋之故意杀人罪，唯无设伏情节。死刑判决随之降临。决斗谎言彻底破产，控方描摹的伏击之说亦未全盘得采。遵律师之劝，莫雷尔向翻案法院提起上诉。
绝笔遗愿
7月3日，于德拉吉尼昂狱中，莫雷尔索要纸笔。在写下的绝笔遗言中，他不再奢谈不期而遇，亦绝口不提公平交锋。他于字里行间认下了罪愆，恳求以一己家产赔偿科万遗孤。他自陈对名下资财底细茫然不知，悉听布里尼奥勒法庭裁夺赔偿数额。
他亦祈求受害者遗属的宽恕。此份声明随后刊载于《法庭公报》，本就是为公之于众而作。世人固然知晓其纸上善意，然报道之中，既未载明判给孤儿几多银两，亦未提及遗族是否分文入彀，未亡人更不曾留下只字片语的回应。囚牢之中口头许下的愿心，化不成清算遗产的律令，遑论告慰冤魂、消弭血仇。
翌日，1827年7月4日，上诉驳回的通传递入死囚牢。两位助理司铎在侧相伴。莫雷尔拒登囚车，徒步走向钟楼广场引颈受戮。报端盛赞其临刑之从容、祈祷之虔敬，以及周遭观者之恻隐。行刑毕，灰衣忏悔会修士殓收残躯，运往公墓安葬。
这位前任市镇长官在临终之际，到底享尽了其所希冀的宗教慰藉，其坦然赴死之态亦得以为文墨所粉饰。然而在此案开端，尚有另一名男子甘愿忍辱求全，仅因有幼子苦盼其归。儿女曾在对岸认出他的身姿，他亦曾以长哨遥遥相和。在那声亲昵的呼应与永未归家的死别之间，莫雷尔妄图塞入“荣誉”二字掩人耳目；但在陪审员的法眼之下，这块遮羞布终究未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