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上法庭，自认罪责；他的辩护人却要当庭恳请法官，切莫轻信其言。苦役犯弗朗索瓦·帕斯科埃用了寥寥数语，便将自己推上绝路。在布雷斯特，公诉机关据此求处极刑。在苦役犯的自白与求处的死刑之间，克莱雷克律师决意力挽狂澜，重现那些险些被定罪冲动所抹煞的细节——幽暗的营房、密集的囚徒、倒地的伤者，以及自白似乎替法官省去的根本质问：究竟有谁亲眼目睹？
此案开庭于1831年2月24日。三天前，在苦役营的一间囚室内，有人报称发生了两起刺杀。刊载审讯实况的报纸毫不迟疑地冠以标题：双重谋杀未遂。然而，报道终篇的判决既未认定这双重指控，亦未采纳谋杀的定性。要抵达这一判决，法庭尚须历经那场峰回路转的辩护。
晨炮鸣响之后
克莱雷克先从那间囚室说起。在向法官陈述的情景中，晨炮刚刚鸣响，一盏路灯正渐渐熄灭。微弱的晨光中，根本无法确凿辨认出囚犯群体中的任何动作。副司务长阿拉马尼的腹股沟被刺中一记。所幸疝气带挡住了利刃；据律师所言，他甚至未曾察觉受创，依然步履未停。几乎在同一时刻，抑或是片刻之后，另一名苦役犯代阿尔库尔胸口中刺，颓然倒在长凳上。
第二个人倒地负伤，第一个人却继续前行。在辩护人看来，这截然相反的情状，足以否定将两起事件视作同处一景、处处皆被洞悉的可能。两个受害人的指控，并不等同于两份指认凶犯的目击证词。两处创口的逼近，不足以使行凶者的身形昭然若揭。
克莱雷克随即质问在座的法官：在这片昏暗中，有谁当场认出了凶手？有谁将他擒获？又有谁夺下了他的凶器？面对每一个问题，他给出的答复皆如出一辙：无一人。这是他在庭审和预审卷宗中所洞见的破绽，并在庭上据理力争；历史纪实并未为我们留存控方当时所依凭的所有证词。但档案记下了这声有力的质疑，足以阻遏法庭在未经审视其供词之前便仓促定罪。
盖因帕斯科埃是投案自首的。克莱雷克引述了他的原话：“无须再查，凶手在此。”口出此言之人，正是他自己。官宪无须从人群中将他揪出，无须围追堵截，亦无须逼他吐露姓名。他就这样站了出来。乍看之下，此举自可宣告侦查告终；律师却反其道而行之，力陈此举令勘验查证愈发不可或缺。
供词的分量
帕斯科埃本被判处有期徒刑。辩护人提醒法庭，他此前曾企图越狱，刚被加刑三年。重获自由的妄动，反而将刑满释放的指望推向了遥不可及的深渊。这一命途的转折是庭审公认的底细。然而，他内心究竟掀起了何种波澜，并无只字片纸的亲笔自述流传至今。
辩护人就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他描摹了一个生无可恋之人，正企图借司法之手以自戕。他使用了“偏执狂”一词，称其当事人神志惶惑、心绪狂躁，其病态源于对幽囚岁月的极度厌弃。这些措辞属于1831年的辩护词风。报章中既未载录当年的司法医学鉴定，如今亦不可将其视作确凿不移的医学论断。
这一假说彻底颠覆了自白的分量。克莱雷克坚称，若帕斯科埃一心求死，他急于揽罪之举无非是为死志驱使。若不加核实便听信其自供，无异于听任被告自定生死。辩护人不仅是在恳请法官动恻隐之心，更是在警示法官他们可能扮演的角色：自以为是在惩戒罪犯，实则是沦为犯人自戕求死之意志的行刑刽子手。
他继而痛斥了杖刑以及附属于肉刑的种种人格羞辱。公报记录了他的义愤，却未详述帕斯科埃个人究竟遭受过何种特定的惩戒。克莱雷克将辩论拓宽至苦役营的整体境遇，以及这般炼狱如何在活人身上造就扭曲的异化。晨雾中幽暗的囚室退为背景。法庭如今必须考量的，不仅是在那片昏暗中究竟看清了什么，更是什么样的绝境，竟能驱使一名囚徒自愿领受这凶手的恶名。
同堂并立的两朝法令
然而，控方手中握有成文法条。据报章引述，1686年12月16日颁布的一道敕令，曾对刺伤同侪的苦役犯设下严苛的刑律。另有一条更规定：凡持铁器刺伤苦役营军官或狱卒者，处死刑。公诉人据此对帕斯科埃求处极刑；并援引历来法令、司法判例及本庭成规，主张昔日旧敕依然有效。
克莱雷克自不能仅凭当下的新风尚去抵挡古旧的法条。坐在他面前的法官熟稔自身司法惯例，而公诉人方才言之凿凿。为使当事人脱离这一法统惯性，他将争辩引向了政权更迭的法理高地。此时已是路易-菲利普治下，历经1830年七月革命的洗礼。他坚称，1830年8月7日颁布的《宪章》，绝不可与绝对君主制时期的严刑峻法并存。
他当庭诵读了旧敕对某些无期苦役犯的残酷处置：割去耳鼻。此言一出，举座皆惊。他将这等残苛条文掷入法庭，意在迫使法官直面他们正准备赋予权威的旧法究竟何其野蛮。残肢酷刑并非求处帕斯科埃的罪罚；但在辩护人口中，这却成了昭示旧法与文明时代格格不入的铁证。
辩护人随后坚称，这些敕令早已不再收录于刑法典汇编，仅以手抄本形式封存于海事法庭的书记官档案室中。此乃其庭辩机锋，并非公报自行查证的档案记录。他进而援引了一道1748年的法令。年月流转，引据纷繁，而其诉求始终明晰：请法官切勿再从这般陈腐故纸中，罗织剥夺眼前之人性命的法理借口。
他甚至预先布防了败诉的退路。若法庭认为依律必须判处死刑，克莱雷克请求法官协助具呈，代请恩准减刑或特赦。他申述了新君怀仁之风，寄托君主冀望废除死刑的仁心。这一期许虽未化作死刑的废除，却为辩方筑起了最后一道防线——只要尚有一线生机能够免除引颈就戮，便绝不放弃任何生路。
未设终期的余生
法庭最终驳回了第一项指控，即涉及阿拉马尼的部分。帕斯科埃由此未被裁定犯有首起袭击之罪。至于代阿尔库尔一案，法官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但排除杀人未遂之定性。法庭适用了普通《刑法典》，而非1686年的古旧敕令。公报的标题仍冠以最初的凶险指控，而判决之实质，已然天差地别。
法庭判处的刑罚为终身苦役。帕斯科埃逃过了公诉人求处的死罪。他既未获开释，亦未能重返那尚可倒数残年的有期徒刑。他的辩护人保住了他的头颅；但这纸判决，却永远剥夺了这具躯体在此案前尚存的刑满还乡之期。
代阿尔库尔不应被这场局部的胜利所遮蔽。法庭确认了他身受的创伤。报道并未提及他的康复情形，亦无从揣度其卧床之期。同样，判决之后帕斯科埃的下落，公报亦未置一词。它将两名苦役犯留在了苦役营的高墙之内：一人负伤，一人因伤人服刑；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位阻止了双重指控演变成断头台行刑的辩护律师。这一次，最后的裁决并不属于那个挺身揽罪之人。它属于判词，而那绝非控方所企求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