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弗雷德街的归途
在贝德福德广场一带，宅第迎送生客犹如旅舍，而信任的界限往往暗中被悄然逾越。寡妇玛丽亚·索姆斯太太在阿尔弗雷德街附近经营着两处出租宅房。1855年底，凯瑟琳·威尔逊携一名自称为其胞弟的年轻人詹姆斯·迪克森前来赁屋居住。两名妇人渐渐熟络，长女日后回忆，母亲生前常涉足这位新房客的卧房。
1856年10月15日，星期三。索姆斯太太前往霍洛威拜访同父异母的兄长塞缪尔·巴恩斯。她向兄长开口借贷十镑；巴恩斯实付了九镑。此款起初被称作借款，巴恩斯随后在法庭上解释，这实为父亲遗产的一部分，由他按其日常所需按期拨付。两年来，寡妇一直循此按期领款；星期三的那笔钱，不过是这笔旧账的延续。
巴恩斯见她当时神采如常。下午四至五点间，安·玛丽亚·纳克再次见到她，随后与她及萨拉共进下午茶。未几，凯瑟琳·威尔逊步入厨房，请索姆斯太太上楼至其房中叙话。萨拉证实了这番邀约；此番作别之后，女儿们便记不得当晚是否曾再见过母亲。
翌日清晨，索姆斯太太起身告知年轻姑娘们自己胆汁宿疾发作，随即折返卧榻。未久，剧烈的呕吐与剧痛接踵而至。女儿们固然知晓母亲素有微恙，但以往一日即可痊愈；唯独此次，病情急转直下。同寓一楼的凯瑟琳·威尔逊，便在病榻之侧频繁穿梭照料。
二、锁闭的药剂
10月17日星期五，惠德伯恩医生应召前来看诊。他见索姆斯太太呕泻交加、痛楚辗转且烦躁难安。医者初诊为寻常消化失调，乃至疑似英国霍乱，遂开具了调味芳香剂与巴特利镇静剂配伍的药方。他并未为处方留存特异底稿。日后他在庭上承认，此药本应平复寻常疾患，但他并未声称自遗体检视中验出了毒物。
令一众见证者疑窦丛生者，乃是药瓶的收存方式。安·玛丽亚陈述，威尔逊声称医生已授意服药之法，务须由其亲自给药。每次喂药毕，这位房客便将药瓶携回己室并反锁房门。另一位租客艾玛·罗回忆，壁炉台上曾搁有两只瓶子；威尔逊当时回称此剂非比寻常，必须由其亲手喂服。萨拉亦目睹该女端来据称为白兰地调和鸡蛋的饮品；然而其调制过程，未有人亲眼得见。
母亲依旧呕吐不止，不住呼渴喊痛。医生原本并未判定病入膏肓；对于结局来得如此迅疾，他亦深感错愕。10月18日星期六凌晨三四点许，她溘然长逝。最初的尸身检视未见明确毒质，亦无决疑之痕。医生辩称，当时他将死因归结于肠道炎症，实难断定确凿根由。
死讯既出，旋即引出一番话语，并在六年后的一场审讯中掀起异样波澜。艾玛·罗陈述，死者殁后，威尔逊曾向其吐露，索姆斯太太因遭一男子骗财弃绝，已万念俱灰，将毒物溶入烈酒服下自尽。罗亦提及曾听闻有信函寄至。然而在验尸官初验之时，她未曾吐露此节；她自称秘而不宣是因惧怕被迫出庭作证，直至威尔逊因另案羁押于新门监狱，她方始向法官供出始末。
伊丽莎·马修斯亦陈述了一段大同小异的秘闻：秘密的婚约、寡妇遇人不淑的背叛、借款与一杯饮剂。两名妇人所供皆为死后私语；这番迟延、龃龉以及初验时的缄默，皆在庭上招致辩方严厉的质诘。
三、六载的光阴之隔
索姆斯太太之死最初并未引致任何即刻逮捕。其异母兄长虽因亡妹死期过于突兀而促成初验，但当时医生并未断言此系凶杀。及至后来，坊间流言四起，称威尔逊照料过的另几名病人亦相继暴卒，其中部分人生前饱受痛风之苦。法庭当席驳回了将这些死因演变为案中之案的诉求：起诉书所限，唯有索姆斯太太一人。
开棺掘尸开启了一桩医学悬案，而非明晰之答卷。惠德伯恩医生证实，部分骸骨脏器已被采集并送交阿尔弗雷德·斯温·泰勒教授。后者直言，历经数年光阴、尸体严重腐败，加之生前剧烈的呕泻，他本就难以指望在残骸中寻获秋水仙碱的痕迹。而事实亦然，他一无所获。
医学专家由此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推论。惠德伯恩初按消化道疾患诊治并视为自然故去；再度受询时，他承认植物性刺激毒物确可诱发类似症候，在频密给药下尤甚。泰勒则判定，其病势之递进与单纯的胆汁失调大相径庭，毒物极易潜藏于饮剂或药物中而不为人察。然而，二者皆未能在死者骸骨中验出分毫实体物质。控方仅能串联起病理表象、威尔逊的照料举止与其说辞；手中并无确凿的化验实证。
四、公堂的交锋
官方审讯档案归档于1862年9月22日的庭期，卷首赫然列着故意谋杀玛丽亚·索姆斯的指控。曾在此前涉嫌向萨拉·卡内尔投毒案中为威尔逊辩护的蒙塔古·威廉斯律师，在其回忆录中详述，索姆斯案实于9月25日星期四由拜尔斯法官开庭主审。两案断不可混为一谈：卡内尔案的开释并非对索姆斯之死的定论；威尔逊乃是在步出前案法庭之际被当场收押，随即依另一罪名受审。
长女、兄长、萨拉、一众房客、医生及昔日书信往还之人悉数奉召出庭。一封据称为威尔逊所作的信函因笔迹相似性在庭上反复推敲，证人间对其辨识的笃定程度各异。另一封信则提及一男子、数笔借贷与一处幽会之所。此信恰好契合威尔逊对多位熟人编织的自尽说辞，然而这套说辞出自该妇之口，而非亡者之言。银钱往来亦成庭辩焦灼之点：巴恩斯实付的九镑、威尔逊声称死者拖欠的十镑，以及一张女儿指认为母亲亲笔的字据。安·玛丽亚最终清偿了此据；唯这笔偿付，本身并不能证实字据当初是如何得来。
辩方并未否认威尔逊之言行颇多疑窦，然其力持此辈言辞不足以直证投毒之行。辩护人反复陈词：体内未见任何毒物，证言皆系事后迟出，且医生对其最初诊断之记忆互相矛盾。控方则反向收紧证据链：房客对药饮的全盘把持、屡次服药后的速亡、她对秋水仙碱的认知、前后抵牾的说辞，以及潜藏其后的银钱图谋。
拜尔斯法官向陪审团作出了极为严峻的总结陈词：他断言，若此等行径可容免，世间将无人能在餐桌前安坐。司法档案载明了最终定论：陪审团裁定凯瑟琳·威尔逊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当庭宣判死刑。卷宗末尾附记尚有一项谋杀指控悬而未决，然此项备忘并不意味着庭审提及的其余亡故已形成为正式判决。
五、判决未竟之谜
威廉斯在回忆录中记述，庭审落幕后拜尔斯法官曾召其入内，谓其辩护极为得力，奈何案情铁证如山；依审判长之见，律师方才所辩护的，实乃世所罕见的巨恶罪魁。此乃辩护律师近三十年后追述的一段私密交谈；它既不能替代宣誓证词，亦无法篡改判决本身。
据《南方时报》当时转述之报道，凯瑟琳·威尔逊于1862年10月20日在新门监狱被处决。报载她至死坚称清白，同时字里行间再次渲染了一连串未经法庭判决的命案嫌疑。后人不应轻信此类流俗概括：死刑判决唯系于玛丽亚·索姆斯一案；官方档案载明的是第二项公诉，而非一系列坐实的罪名。
贝德福德广场的往事，终究无法简化为一剂无形之毒，亦非全知全能投毒者的演义传奇。一名妇人在急性病痛中身故；初代医者归咎于天数病理，迟来的证言则彻底颠覆了当年的图景。法庭所权衡者，乃是记忆、信笺、账目与迟延化验的有限边际。陪审团作出了决断，律法降下了极刑；然而验尸的试管，终究未能如后世附会的演义那般，滤出清晰透彻的毒影。尘封的档案存留了判决，也存留了判决永远无法填补的重重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