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房中的地板被尽数撬走。
二十三块木板与衣物被褥、药瓶以及尸检所取脏器一同被列为呈堂证物。这些木料出自波拿巴路的一间居室——1863年11月17日，朱莉·德·波（Julie de Pauw）在此气绝身亡。溅落在地上的排泄秽物中，或许藏有尸身尚未吐尽的秘密。人们本以为抬出的只是一具棺木，殊不知造访者的脚下，正埋藏着无声的控诉。
受嫌的医者名叫德济雷·库蒂·德·拉波姆赖（Désiré Couty de La Pommerais）。他曾医治过朱莉的丈夫直至其撒手人寰，随后便成了这位遗孀的情夫。这份非同寻常的亲近，使他得以随意出入这所宅邸，其每一次登门都未曾招致丝毫戒心。一张药方、一番对病情的开释、一出财务上的提点，皆出自同一人口中：委身于他的女子，根本无意将悬壶济世的医家与托付芳心的情郎区分开来。
他后来另娶克洛蒂尔德·迪比齐（Clotilde Dubizy）为妻。新岳家带来的丰厚资财曾令他寄予厚望，却未能荡尽他的财政泥淖。医生的排场做派、各项交际与累累重债，都需要源源不断的钱财支撑，而他惨淡的诊金收入对此不过是杯水车薪。1863年，他与朱莉·德·波重修旧好，往来愈密。这番归来表面上看是旧情复燃的关切，然而其背后，很快便随之铺展开一场毫无温情可言的密谋。
他先后在数家保险公司为朱莉投保人寿险，保额总计高达五十五万法郎。各项权益最终悉数落入拉波姆赖掌中：由他代缴保费，并在投保人身故后全额领取赔偿金。如此一来，这位对她身体底细了如指掌的男子，转眼便成了能从她的死亡中牟取泼天横财之人。
拉波姆赖日后将此番安排辩解为一笔债务抵押：遗孀欠他钱财，他以此确保债权得偿。然而，各处账目上的数字出入极大。那笔在部分契约中数额不菲的债权，在司法质询下愈发缩水；即便采信他最后抛出的数字，世人也全然无法索解：何以为了保全区区一笔微末小数，竟需要订立如此骇人听闻的巨额保单，且每年的保费开支竟远远超出了所要保全的债款本身？单凭这笔账目，便已道出了一桩绝非债权人自保之举的图谋。
朱莉却深信自己是在襄助一桩互利共赢的买卖。据公诉方指控，拉波姆赖曾向她许以一笔终身年金，诱称只要放出罹患重病风声，便可迫使保险公司私下和解赔付。因此，她必须佯装命在旦夕，实则性命无虞。她对外宣称自己跌落楼梯，四处诉苦发病，并亲笔写下一封封书信。其中部分信函被医生极为妥帖地收存——这份过度的细致在日后成了显眼的疑点：信中所描摹的，正是这位被他投保的女子日渐虚弱的“预演”。
这些书信上全无寻常邮政寄送的邮戳印记。它们绝非一个忧心忡忡的妇人主动寄给远方男子的絮语家书。司法侦查将它们定性为受人授意口授、蓄意留存备查的伪证。朱莉那毫无保留的信赖，就这样为保单的唯一受益人亲手奉上了一份白纸黑字的未来病历伪本。
11月16日至17日夜间，病症化虚为实。闻讯赶来的女儿们急奔至她榻前。朱莉只推说是肠胃积食不适，催促女儿们回去歇息。次日清晨，拉波姆赖登门。待他诊毕离开，朱莉依然坚称微恙无碍，执意要孩子们按常例去寄宿学校上课。这份异样的镇定其来有自，亦令人胆寒：在她自以为参与的那场骗局中，身体显现病容似乎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筹码。
各路救助零散而迟缓地到来。一位邻妇曾前探视；一位她此前问诊过的医生听闻自己的医嘱未被遵循，恼怒之下拂袖而去，未作任何复检。拉波姆赖复又来去。最终，当布拉谢（Blachez）大夫被紧急召至床前时，大势已去。朱莉于当晚咽气。
这位保单受益人在死者绝气后再度现身，口口声声咬定系失足坠楼所致。同楼的一位女佣当场驳斥了这番说辞：她心知肚明，所谓意外根本未曾如传言那般发生。那套由书信苦心编织的谎言，终于撞上了一个坚拒入瓮之人。死者亲属随即陈明疑窦；司法勘验自此雷厉展开。
11月30日，开棺验尸。法医泰尔迪厄（Ambroise Tardieu）未在遗体上寻见任何沉疴宿疾或足以合理解释此番暴毙的器质性病变。这一尸检结论非同小可，然其在法理上终究只是一种“空无”：未查出自然死因，绝不等于已将中毒的确证牢牢握在指间。于是，他与化学家扎卡里·鲁桑（Zacharie Roussin）携手，对死者内脏、卧房中提取的留存物以及在医生家中查抄的诸多药剂展开详尽研析。
近九百件药物试剂列入了筛查清单。拉波姆赖诊所内的存药种类之繁富，足以瞬间挫败一切轻易定论的指望。一位行医之人寓所中藏有剧毒之物，其本身并不能作为图谋杀害的铁证。司法专家们必须在物证与朱莉的病状之间架起因果桥梁，且须在职业常备之可能与投毒弑人之罪证之间划出清晰界限。
他们的钻研走出了一条使本案名垂法学史的险径。单纯的化学分析，无法以期许中的清晰度坐实所查物质的确切成分。然而，生理学实验以及药物反应的对照观察，促使泰尔迪厄与鲁桑得出中毒身亡的结论，并对洋地黄毒苷（digitaline）抱有极强的推定。但他们对其定性仍保留了严谨的保留意见。这层细微的审慎，在后世颂扬科学胜利的叙事中极易遭人遗忘，却恰恰属于他们鉴定结论的核心底色。
辩护方由此得以将攻防焦点推至证据的核心要害。实验究竟严密证明了什么？自观察到的表象反推其因，逻辑之链究竟能延展至何处？又该如何自中毒这一客观事实，一跃断定那只幕后投毒之手？拉绍（Lachaud）大律师不仅在保单数额与医生的品行上奋力反扑，更对这架连接科学假设与司法定罪的桥梁之坚固程度发起了凌厉拷问。
另一起死亡阴云亦在此刻笼罩着此案——那是拉波姆赖的岳母迪比齐夫人，殁于1861年。然而因迁延日久方才掘墓，未能得出可堪比照的断论。司法审判绝不能因其与朱莉之死在时空上的邻近，便擅自赋予这桩悬案一种其本身并不具备的确凿性。最终，法庭仅以杀害遗孀波氏之罪判处医生极刑；至于涉嫌毒杀岳母之指控，则未予认定。
1864年5月17日，拉波姆赖被判处死刑。其上诉遭驳回，于同年6月9日押赴断头台伏诛。各大保险公司终究未曾赔付那笔他朝思暮想的巨款。那些书信、保费以及变幻莫测的债务凭据，尽皆化作一着算尽机关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破灭赌局。
然而，这场算计所依仗的，远不止冷冰冰的数字。它赖以成局的，是一个女子在病痛缠身时对医者的执迷，在旧爱重来时的盲从，在听闻能摆脱困窘的许诺时对谋划者的深信不疑。地板提供了毒物的蛛丝马迹；书信呈交了杀戮的预谋草图。而朱莉生命中的最后一日，却揭示了这些冰冷证物无法独自言说的人性渊薮：死神踏入她的门槛，所借由的，正是那个她苦苦守候、期以慰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