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2月，伦敦主教门街的四天鹅客栈内，办案人员布下了几个伪造的包裹，意在诱捕前来提货之人。一名自称史密斯的男子现身取件，刚一接手便被当场擒获。同年4月16日，他与理查德·科斯特双双在老贝利法庭领罪。若要厘清科斯特如何成为这起骗局的主谋，便须顺着他狡兔三窟的住址、虚设的商号，以及经他之手流入市面的票据，层层回溯其人生的轨迹。
编年史家卡姆登·佩勒姆未能考证出科斯特的生年与籍贯。这段作于事后的记录，首先勾勒出其底层的发迹历程：此人早年无依无靠，全凭往返于牛津与伦敦之间奔波揽活，积攒下微薄本钱，置办了马匹与货车，涉足水果买卖。抵埠伦敦后，他混迹于马贩、倒爷以及在佩勒姆笔下专事招摇撞骗之徒的圈子。
1810年，科斯特现身布里斯托尔的女王街，自立门户做起总代理兼票据贴现的营生。同年，他因涉嫌以虚假借口骗取货物，被羁押于布里斯托尔的新门监狱。佩勒姆称，他很快便从这场初次交锋中脱身。次年，他已在圣菲利普街区的面包街掌管一家行号。1814年，他重返伦敦，先落脚于肯特路附近的埃尔特姆坊，继而辗转至高霍本街与贝辛巷。1816年，他开办了一处饮食客栈；及至1818年，他重操金融旧业，充任商业掮客，同时兼任粮秣商托马斯·格雷手下的伙计。
他的藏身之所再度频频变换。1819年迁至布里奇沃特广场；1820年又以“科茨与史密斯”之名落户斯坦宁巷，该行号日后更名为“史密斯与马丁”。1829年，他抽身退出该店，转以“杨氏商行”之名在小温彻斯特街大肆操盘，并在大肘弯巷挂牌“凯西与科斯特”。这些名目并不意味着其背后存在多位互不相属的合伙人。佩勒姆断言，科斯特才是诸多空壳商号的真正幕后主使，他能轻而易举地让一家受其控制的行号为另一家出具信誉担保。如此，虚构的门面便在暗中为另一个门面作保。
然而，这般狡黠的流徙并未能让他彻底避开司法的罗网。1825年9月，他与弗雷德里克·威尔逊一同被控串谋诈骗。威尔逊因以虚假借口骗取汇票罪名成立，被判处流放七年。在随后的庭审中，科斯特又因牵涉一名叫马凯之人的类似案件遭到起诉。据佩勒姆所述，科斯特不惜斥巨资瓦解指控，私下与原告达成和解；原本足以定罪的涉案票据亦随之不翼而飞。他因此在那次审判中侥幸脱身。
商业行会的通报公报勾勒出他此后的潜行踪迹。1826年2月，一份报告指其在小不列颠街设有一处货栈；同年5月，其名字赫然出现在破产者名册之上。此外，他还在新联合街以“威廉·斯托普商行”的名义设有一处账房，向雅茅斯的粮油商“赫斯洛普商行”签发汇票。这些票据指定在埃斯代尔商行兑付，并挂靠雅茅斯的莱肯银行，背面皆附有“J·H·蒙哥马利少校”的背书签名。1827年，此类票据又流通于布里斯托尔等地。当年9月的一份卷宗披露，他化名“德科斯特”混入了共济会。其后的数年间，各类报告显示他先后出没于哈顿花园、新门街、西敏区、麦克尔斯菲尔德街及城市路等地。商号招牌屡屡更迭：戴维斯商行、史密斯与布鲁斯行、杨氏商行、布朗商行……佩勒姆罗列了一长串名目，直指其皆系一人提线操纵的庞大虚假网络。
这套营私圈套的枢纽，在于一份题为《通融》的商业通函。该通函向各地客商许诺，可代办由伦敦声誉卓著的大商号承兑的汇票，期限与金额皆能量身定做。客户只需按每镑八便士的标准支付佣金；票据一旦到手，便可在地方银行或富绅亲友处贴现。函件甚至许诺票据到期可予展期：届时可签发新票冲抵旧票，直至农产或存货变现足以偿债为止。这一许诺将商业信用扭曲为环环相扣的债务枷锁，每一环皆寄生于对前一环的盲目信赖。
然而，这份通函绝非单纯阐述融通之术。它极力吹嘘一成半至两成的高额收益，要求客户提供资信引荐，并预先汇出佣金与印花税费。科斯特许诺提供担保与荐信，通篇辞令极尽粉饰，旨在令主顾对其体面声望深信不疑。佩勒姆指明，受害者交付的签名或本票，随即被这位伦敦掮客据为己有并转手贴现，全数饱了科斯特的私囊，从未依约交付。史家引述了一名埃塞克斯郡农户的遭遇：该农户从科斯特手中购得总值两百镑的两张票据，待第一张即将到期时，依约汇去一百镑用于平账。不料，一名律师却找上门来强索欠款。待农户赶赴小温彻斯特街对质，科斯特不仅矢口否认收到款项，更声称“杨氏商行”早已宣告破产。农户索款无门，且顾及自身盲目轻信之咎，只能隐忍吞声，怏怏而归。
佩勒姆还列举了科斯特空手套取的大批实物：包括大宗德国葡萄酒、都柏林黑啤及木材。在他的记述中，假名与掮客构筑的重重障壁，往往令受害者连真正立约之人是谁都无从查验。其手下代理——有时是落魄破产的前商贾——只领取微薄周薪；史家写道，科斯特在分账时甚至连这帮党羽也一并欺瞒。正是这层层掩护的组织架构，解释了为何1833年的司法调查绝非针对单一孤立的个案：执法当局所面对的，是一整张交织着通信暗号、化名与提货暗桩的狡诈罗网。
1833年2月，科斯特与其伙计史密斯致信霍尼顿的克拉克，向其订购一批蕾丝，并要求发往主教门街四天鹅客栈的“W·杰克逊”收。随信附上三张十镑面额的汇票作为货款。克拉克一眼看破票据系伪造，当即将伪票连同来信一并移交英格兰银行常年法律顾问弗雷什菲尔德。当务之急是查明收件人“杰克逊”的原形并人赃并获，然而仅凭化名一时难以直接锁定科斯特。一场缉捕大网随即铺开：几件佯称发自霍尼顿的假包裹被送抵客栈。
史密斯如期前来取件，刚拿到包裹便束手就擒。案情并未因这名走卒落网而告终。办案人员顺藤摸瓜直捣黄龙，将主使此案的科斯特捉拿归案，而那封夹寄假钞的订货信函，亦被证实确系科斯特亲笔手迹。调包客栈包裹的一幕，为案件锁定了确凿物证与作案闭环：三张假钞出自订货信函，而信上的笔迹则将整场遥控骗局无可辩驳地系于科斯特一人之手。
历经市长官邸法庭数度提讯后，二人被押解至新门监狱候审。1833年4月16日，老贝利法庭裁定二人罪名成立。佩勒姆特别强调了曾沦为科斯特鹰犬的两人在庭上的证词，他们当庭揭露了其犯罪网络之盘根错节。当期庭审尾声，科斯特被处以终身流放。史密斯彼时因病重无法出庭，暂缓量刑；其后亦被判处流放。编年史中并未载明科斯特被押往何处，其下落最终湮没无闻。
历经数载狡兔三窟的藏匿，这桩落幕之案终于撕碎了层层伪名长期织就的遮羞布，令深掩其中的真相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