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城中，向来不乏自封名号、伪托显贵或虚夸资财的过客。约翰·多克·鲁夫莱特——在其他卷宗中亦被称作多克、罗姆尼或鲁韦莱——长久以来对这种招摇撞骗之术运用自如。他自称来自西印度群岛，出身名门望族，全赖庄园主舅父汇款度日；又称幼时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名叫霍普的银行家膝下长大，随后曾于第八十七步兵团官拜中尉。与他同居且被其唤作妻子的伊丽莎白·巴尼特，便随他辗转于一间间出租屋、一趟趟旅程，以及一段段始终无从查证的荒诞身世之中。
在巴斯，女商人玛丽·西米恩起初只将他视作寻常主顾。他挑拣蕾丝，买下一柄折扇，继而携巴尼特再度登门。店中绫罗价值不菲：他高谈阔论价值一百五十坚尼的面纱与一件蕾丝斗篷。几番光顾之下，债台日筑。西米恩与其胞弟杜哈梅尔最终甚至为其垫付现款；据女掌柜所言，赊购与借款累计已达二百九十九镑。
鲁夫莱特提议以一张汇票结清此款。该票据注明签发于格林纳达，由威利斯公司开具，付款人为伦敦的蔡尔德父子银行，票面上却赫然带着该行从未给予的承兑签章。该单据载明金额为四百二十英镑，见票九个月后付款。交付西米恩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背书人的信誉不亚于承兑人。巴尼特后来回忆，曾听他提及此汇票，数日后又见其誊写一张票据；她还称，他曾打发她去取红墨水。
西米恩将票据送往伦敦，回函旋即而至：承兑纯属伪造。她修书质问鲁夫莱特，后者于一个周日傍晚匆匆赶回巴斯。此前交付票据时二人尚用法语交谈，此时的交涉则全改以英语进行。他追问汇票下落，极力催促西米恩亲自赴伦敦索回。西米恩不愿独行，他便央请自己的法律代理人卢克·埃维尔同行，并许以二十镑盘缠。西米恩与埃维尔连夜启程；为了从持票人手中赎回这张废纸，她不得不垫付三百坚尼。在伦敦仅停留一日，西米恩便折返巴斯，然而鲁夫莱特早已弃城潜逃。1805年5月6日，在他离去之后，多兰特替其向西米恩结清了余下的欠款。
这笔债务并非缠绕在他身上的唯一官司。据案卷记载，鲁夫莱特曾宣誓称约克酒店掌柜威廉·弗农·多兰特欠其巨债，因而一桩伪证指控正悬而未决。依庭审记录，巴尼特是他日常起居与行迹的关键见证人。然而，这个曾奉她为妻的男人，不久后却处心积虑要将她打成盗贼。
因负债被捕后，他先被押于舰队监狱，继而因涉嫌伪造罪被押解至萨默塞特郡。巴尼特曾前往狱中探视。他反咬一口，指控巴尼特从其房中盗走一只装有四十坚尼金币、一枚半坚尼与一颗钻石的钱囊。他将失窃之日咬定在1805年6月11日，巴尼特事后却证实二人早在6月6日便已断绝同居。鲁夫莱特的供词愈发自相矛盾：他一面坚称案发后巴尼特便不知所踪，一面又承认她曾前往舰队监狱探望。更有甚者，他竟能对她与多兰特提起民事诉讼，追索标的高达约两万镑的有价证券、抵押契据与债券。主持庭审的伦敦市刑事推事当庭指出了这处破绽：他既能寻得巴尼特并提起民事诉讼，何以在刑事盗窃案中反称无法寻其踪迹？他仍百般狡辩，称来自利物浦的证人未及传唤，恳请延期审理这桩刑事诉讼。
1806年7月5日，他戴着手铐从伊尔切斯特被押解至老贝利法庭，以指控这项罪名。倘若获准延期，巴尼特在就其他案件指证他期间便不得不背负待罪之身。推事断然驳回了延期动议。在讯问其身世、家眷、钱财及社交渊源时，鲁夫莱特搬出了他的舅父、海外汇款与霍普洋行。随后，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尖锐的质问：他是否曾声称要报复与多兰特往来的巴尼特，并扬言要以重罪陷害于她？他起初推说不复记忆，继而承认了其中部分言辞。
与其同囚一室的卡明斯早在所谓失窃的次日，便在其枕头底下搜出了那只空钱囊。鲁夫莱特虽承认该物已物归原主，但此项发现根本无法印证其自称托付的财物。他此前还坚称巴尼特早已潜逃，然而在他所称的日期之后，女方分明还曾赴狱中探视。推事遂不再延审，径直中止诉讼，下令陪审团裁定巴尼特无罪，并痛斥该项控告尤为恶劣可耻。鲁夫莱特被押解离庭之际，旁听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嘘声与喝倒彩声，法警竭尽全力方才弹压住骚动。
另一场审判于1806年8月12日在韦尔斯开庭，由汤普森男爵审理。这一次，那张汇票本身成了指控的核心：鲁夫莱特被控伪造蔡尔德父子银行的承兑签章，并明知其为伪造而予以流通。巴斯市长的一名年轻文书菲利普·乔治出庭作证，称自己从市长处受领该票据后便妥为保管至今。西米恩当庭辨认了交至她手中的单据，并详述了赊购、预支款项乃至承诺兑付的连串经过。
随后，巴尼特据实陈述了她所知晓的同居始末。据她陈述，自利物浦抵埠后，她于1804年9月结识鲁夫莱特；其后随他前往伦敦，复抵巴斯。她曾亲耳听闻他许诺以蔡尔德父子银行承兑的汇票清偿欠款。她还叙及，交出票据之后，鲁夫莱特显得魂不守舍，命人取来书桌，烧毁了一叠信札字条。她未能窥见其上内容。待她探询这些纸页是否干系重大时，他答称其中有一张断不可示人。证人所转述的这番话虽未能单凭一己之力揭露销毁之物为何，却与那张已被证实为虚假承兑的汇票严丝合缝。
蔡尔德父子银行的簿记员证实，该行在格林纳达绝无名为威利斯公司的往来商号，更从未承兑过此张汇票。玛丽·西米恩与其胞弟亦证实了围绕货物采买与票据往来的交涉细节；巴尼特则只述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不对焚毁信札的内容妄加揣测。至此，控方的指控已牢牢奠基于确凿留存的物证、接纳票据的女商户，以及足以证其伪冒的银行文员证言之上。
历经近十二个小时的审理，陪审团裁定他伪造承兑签章及明知伪造而发行票据之罪名成立。1806年9月3日，鲁夫莱特在伊尔切斯特被处以绞刑。纪实文献巨细靡遗地描摹了他临刑时的穿戴：一袭蓝袍、条纹长裤、一双绿拖鞋，头戴一顶皮帽。在此之前，他那脆弱的信用全赖一个杜撰的化名、一笔伪造的签名与一段攀附的门第维系。而曾险些被他推上被告席的巴尼特，终得以堂堂正正站在法庭之上，道出她所洞悉的一切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