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于审判大厅深处，人们辨不清布料上的斑斑血迹，映入眼帘的，唯有系在马甲上的枚枚朱红火漆印。奉法庭之命，埃杜瓦·布里埃重新换上了五个子女遇害当夜自己所穿的衣物。迪德富瓦法医引着他在陪审团面前缓缓转动身躯；审判长已离席伫立，辩护律师亦纷纷走出案席。在这一圈凝神屏息的注视之中，一个男人依次袒露出自己的后背、胸膛与腰肋，而证物签上的道道封印，成了在场公众眼中唯一能够确凿辨认的殷红。
这摄人心魄的一幕，由埃德蒙·弗朗克详载于1901年12月的庭审纪实中，恰好折射出此案令人深感不安的症结所在。法医专家在审视物理痕迹，旁听席上的众人却在审视一个活生生的人。八个月来，司法机关苦苦求索的，无非是布里埃究竟如他所言同为暴行的受害者，抑或正是这场灭门惨案的始作俑者。然而，在沙特尔这间逼仄的重罪法庭里，他攥紧便帽的姿态、应答审判长的语调，乃至投向邻人的眼神，其所承载的隐秘分量，有时竟仿佛不下于那些贴着红蜡封条的呈堂证物。
4月22日，星期一清晨，在这位农户位于沙特尔近郊的宅舍内，人们发现了横陈的稚子遗体。丧妻三载的布里埃，平日与膝下六个子女中的五人同住。当时，他本人亦负伤仆倒于门前石阶。据他自述，昨夜从小酒馆饮酒归来，甫一进门便遭遇了匪徒伏击。在事发最初的时刻，各方的援手与同情皆倾注于这位父亲；人们四处搜捕他口中行凶的歹徒。同一座宅院，似乎既吞噬了惨遭屠戮的骨肉，又在门槛处留下了一位唯一尚能言语的幸存者。
然而，案情的风向旋即逆转。据弗朗克所述，惨剧发生仅隔一日，流言便直指布里埃。流言称他亲手戕害了亲子，伪造了遇袭现场，甚至身上的创口亦是自残所致。警方对宅邸的搜查，翻检出数样控方认定极具疑点的物证。农夫随即被捕入狱，历经反复讯问，却始终对罪行矢口否认。长达数月的预审未能撬开他的双唇，期盼中的招供始终未至。及至开庭之日，法庭所要审理的，并非一份众人皆知、只待核实的确凿供词，而是一套当事人自始至终坚决抗辩的指控体系。
审判厅内设约三百个旁听席，其中半百之数划归各路报界记者。贝拉顾问法官端坐主审法官之席，瓦森检察官代表公诉方出庭指控。来自巴黎的名律师孔比与吉特、迪帕克共同执掌辩护席。在宪兵荷枪押解之下，布里埃身着一袭黑色短上衣，手中攥着一顶崭新的布帽。他时年四十二岁。正是穿着这身重孝之服，他必须强忍着听完五个骨肉殒命的惨状，而这身衣裳，与稍后法医为当庭演示而勒令他换上的沾血劳作旧服，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照。
弗朗克在报道中用了极长篇幅勾勒被告人的容貌，以及周遭投向他的目光。冷硬瘦削的面廓、额头、下颌骨、乃至眼神——在那些自诩能从凶徒面相参透罪行的人眼中，这一切皆可化作定罪的蛛丝马迹。弗朗克对这种随心所欲的“面相学”嗤之以鼻：此等学说无非是先入为主地断定某人有罪，随后便在其鼻梁或嘴角处寻觅支撑判决的所谓铁证。他敏锐地指出，出庭作证指控布里埃的乡邻，面孔上大抵也刻着风吹日晒与繁重农作留下的相同风霜。一张寻常农夫的面孔，断难单独成为指控某一个农夫有罪的铁证。
除却对容貌的审视，性情亦成了法庭剖析的标靶。坊间传闻布里埃性情乖戾、寡言执拗、乡邻不睦。审判长屡屡以侦查结论及乡人风评对其严加诘问；被告人的应答却始终简短克制。在他看来，旁人尽可信口雌黄，却绝不意味着流言即是真相。他坚决否认自残伪造现场之说，对法医的推论逐一驳斥。面对关乎性情的指责，他淡然回应：“话随旁人怎么说”；而直面自残伪袭的构陷，他的反驳则冷峻决绝：“荒谬绝伦！”弗朗克却拒绝从中武断辨别孰无辜孰有罪：无论清白者抑或真凶，在绝境中往往都能展现出同样惊人的自持。
庭审最终落回到伤痕与器物之上。五个孩子的创口、父亲身上的伤痕、乃至家犬“拉瓦绍尔”所负之伤，皆被逐一送检。一把短刀、一截犁刃，以及道道喷溅血迹，悉数卷入激辩。为使陪审团洞若观火，法庭不再满足于书面报告与口头陈述，遂勒令被告当庭换上血衣——这一决断瞬间将司法公堂异化为一场演示秀场。离席数分钟后，换回劳作旧衣的布里埃重返法庭，依令配合着做出各种肢体动作。弗朗克直斥此幕近乎戏剧化的摆布。他并不否认勘验痕迹的必要，却深刻描摹出将被告人本身作为证物公然示众所引发的伦理不安。
据其庭审记述，出庭作证的控方证人多达四十九位。其中包括市镇长马丁，指责布里埃生性倨傲；殷实农户卢班曾是他昔日好友，惨案后反目成仇；乡村教师于贝尔与乡警博尔迪耶则宣称，当众人皆以为布里埃奄奄一息之际，曾窥见他在牛棚中神色警惕、暗中窥伺。其余乡邻亦纷纷道出对他的恶评。这些证言性质各异：有的记述亲眼所见之举止，有的则纯属对邻人的主观诛心。然而，众口铄金的累积效应，终究在陪审团眼前勾勒出一个对其同类施以罕见严苛评判的冷酷村落。
维罗妮卡·卢班的登场，将续弦之虞推至案情核心。弗朗克披露了二人间的暧昧私情，以及该女子断然拒绝嫁给这位拖家带口鳏夫的往事。在控方拥趸看来，这无疑提供了一个顺理成章的作案动机：唯有铲除羁绊，方能重组家庭、开启新生。然而，一段私情与一次拒绝，本身绝不足以复原那个杀戮之夜的全部真相。记者所深感困惑的，恰恰正是司法从一个“合乎常理的推论”滑向“铁证如山的罪名”之间的危险跳跃。究竟是罪行之骇人听闻需要尤为坚实的证据来支撑，抑或是惨案的巨大虚空，反而让人饥不择食地依附于第一个貌似言之成理的动机解释？
四十三名辩方证人的出庭，则拼凑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布里埃。亲朋故旧众口一词，称其为顾家的良夫、慈爱的严父。由此可见，仅凭向村落打探对布里埃的观感，根本无法得到唯一的答案。辩方传唤的预审法官科尔尼亦出庭作证，坚称自己已恪尽职守。在温情的追忆、深刻的仇隙、冰冷的物证与悬空的推论之间，陪审团必须对一名自始至终未曾吐露一字伏罪之词的被告，作出关乎生死的裁决。
年仅十四岁的热尔梅娜，是六个子女中唯一的幸存者。身着重孝的少女长跪于证人栏前，声泪俱下地恳请法官宣判父亲无罪，坚称父亲清白无辜。弗朗克记下了陪审员们那一瞬的动容。然而，少女泣血的哀求终究未能扭转乾坤。公诉陈词与辩护终结后，陪审团对控方指控悉数作出了肯定回答；布里埃被判处死刑。经过长达八日有余的激辩，法槌落下，终结了司法程序，却未曾彻底涤除那些长久关注此案者心头的疑云。
后来的事态发展，使得这项死刑判决最终未曾通向断头台。“犯罪之躯”（Criminocorpus）历史文献档案证实，布里埃于1902年获特赦减刑，被押解至法属圭亚那服苦役，最终于1910年客死于圣洛朗迪马罗尼。特赦并非平反昭雪；它仅仅变更了刑罚，却依旧维持了有罪的原判。然而，在那场世纪审判的史册深处，始终定格着两幅任凭岁月流逝亦无法调和的画面：一个是身披斑斑血衣、在主宰其生死的审判者面前任由摆布转动的父亲；另一个，则是长跪阶下、哀求判父无罪的泣血孤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