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米尔神甫在这场爆炸中受了伤。然而，当他提笔致信刺客的辩护律师时，却恳请司法当局给予凶手悔过自新的时日。此信递至公堂之际，法官与陪审团正面临一道严酷的抉择：一场未夺一人性命的爆炸，是否足以令引爆者以颈血抵偿？谴责暴行与拒绝断头台并非不可兼得——这位负伤的议员，正以身受之创痛，向其同僚与陪审员力陈这种宽宥的可能。
被告名为奥古斯特·瓦扬。那枚夺命的机巧之物，同样在他身上留下了伤口。在重罪法庭上，他承认了自己的行径，辩驳其主观杀意，并力陈自身之赤贫正是对这不公世道的控诉。宽恕的信函、叛逆的自白与控方的严词起诉，旨趣截然不同。而在1894年1月的这整整一日中，三者狭路相逢，所争夺的，是一颗人尽皆知命悬一线的头颅。
假名杜蒙的入场券
1893年12月9日，瓦扬潜入波旁宫。他化名“杜蒙”，早早布设了此行。庭审出示的证据表明，他以该假名印制了名片，此前便曾向阿尔热利耶议员求取旁听席位。首次尝试未果，数日之后，他卷土重来。
这名隐匿于旁听席中的男子携带着一枚炸弹。他将爆炸物掷向半圆形议事大厅；机巧尚未落入预定方位，便凌空炸裂。四溅的破片伤及厅内议员与看台上的看客，瓦扬自己亦未能幸免。万幸并无一人殒命，但这无人死亡的结局，既未让暴行变得无害，亦未使众人的创口化为虚幻。它最终沦为被告与竭力指控其怀有杀意之人之间最核心的交锋焦点。
当时的报道大肆渲染议事进程之未曾中辍，力赞议员临危不乱的沉着气度。然而司法侦查的第一要务，则是从在场众人中揪出元凶。瓦扬因伤被转送至主宫医院。病房外暗哨密布，探员严加看守。他的神态举止引起了警方的疑窦，换岗之人接到的指令唯有一条：严密监视。
一名曾任炮兵的探员借机与他攀谈起那起爆炸。据《洛特日报》刊载的庭审实录，瓦扬的阐释很快便让其作案嫌疑水落石出。他坦承正是自己所为，并公开宣告信奉无政府主义。随后，他致信预审法官，表示愿随时听候传讯。那个曾妄图假炸弹轰鸣发声之人，如今决意以肉身之躯让世人亲耳聆听其言。
认领暴行，力辩杀机
费尔南·拉博里出庭为其辩护。司法宫内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铁栅严加布控，门禁盘查重重，荷枪实弹的制服军警与便衣密探鳞次栉比。公众唯恐再生事端，人心惶惶；法庭座无虚席，严密的戒备令在场之人皆生出自身亦深卷其中的凛冽之感。
瓦扬在法庭上陈述了其凄凉过往与尽付东流的幻梦。他曾远渡重洋赴美洲谋生，冀望寻得一线生机，终归徒劳。返抵法国后，他携幼女西多妮及伴侣栖身于舒瓦西勒鲁瓦，微薄的薪资根本无法果腹养家。这番自白构成了他赋予这场暴行的政治注解。据实记录这番言辞，绝不意味着认可其伤害无辜的行径拥有任何正当性；然而倘若将其抹杀，便等同于泯除了被告至死仍要求世人与其罪责一同审判的抗辩之辞。
审判长将话题强行拉回作案的筹备细节。他究竟是孤身作恶？金资从何而来？为何偏偏选中该看台、取此弹道、定此时刻？瓦扬坚执己见，声称绝无同谋。在资金来源的盘问下，他将用于革命行动的资助与接济家用的善款严加区分。在炸弹的阴影下，预审机关意在深挖背后的同党网络；瓦扬却极力收紧防线，将所有罪责揽于一身。
随后，审讯触及了核心命题。他坚称旨在伤人示警，绝非蓄意屠戮。审判长直指炸弹的致命凶险及其意图引爆的方位。未夺人命，究竟是主观恶意有所克制，抑或仅仅是机巧失灵、未能如愿的侥幸？这两种论调之间的鸿沟，恰恰丈量着辩方生路与控方死刑判决之间的距离。
即便如此，瓦扬亦未流露出半点悔罪之色。他公然揽下暴行，怒斥当权者，更拒绝让法庭将其抗辩视为苟延残喘的脱罪伎俩。这般姿态令拉博里陷入绝境。辩护律师竭力唤起法庭对其当事人作为血肉之躯的同情，而被告却执意将自己塑造成整场阶级反叛的化身。
负伤者中的异声
勒米尔神甫的信函，在肃杀的公堂上注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这位议员申明了自己对国民议会的赤忱忠心，却明辨公义与私仇的界限。他希冀向瓦扬传达个人的宽恕，并恳求司法莫施极刑。这一哀告出自一位身中铁屑破片之人的笔下，谁也无法将其贬低为冷眼旁观者的隔岸慈悲。
法庭重新开庭后，瓦扬当众宣读了事先备好的声明。他将自己制造的伤痛，与兵燹、赤贫和奴役在世间酿成的浩劫相提并论。他宣称此举只为赋予无人倾听的呼声以千钧之力。法庭审理的是一桩确凿的刑事暴行，被告却执意要将整个社会秩序送上被告席。两重审判殊途难归，绝无相互兼容的可能。
傍晚五时半许，陪审团退庭合议。评议仅历时约半小时。陪审员对控方提问悉数作出了肯定答复，且拒绝给予任何减刑情节。瓦扬被处极刑。在卫兵将其押解离场之前，法官庄严宣读《刑法典》律条，为这项死刑判决披上了威严的外衣。
据随后的记录记载，相较于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他在私底下的场景则凄然得多。在巴黎古监狱内，趁其进餐之际，拉博里的助手赶来敦促其签署上诉申请。面对这位年轻律师的再三规劝，他起初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这套繁琐的司法程序不过是虚延受戮的时刻。在舒瓦西勒鲁瓦，他的伴侣获悉了判决；幼女西多妮尚在甜梦之中。对这无知稚子而言，惊天厄运正静候着她的苏醒。
其后，包括数位议员在内的人士相继呈递赦免请愿。然而举国请愿终究未能撼动最高裁决。1894年2月5日，瓦扬在巴黎魂断断头台。这起未曾夺去一人性命的爆炸案，终究迎来了它的第一具死者。
勒米尔神甫的求情信长存于世。它虽未能保全囚徒的头颅，却至少阻止了世人将所有受害者的声音尽数混同于狂暴的复仇喧嚣。在这场无数人争相以阶级、权力机构或全社会之名发言的公案之中，唯有一位受害者站了出来，恳求世人留予他宽恕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