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之令，终究未能保全他的血肉之躯。帕斯卡尔-布里戈·德布罗斯虽争得了暂缓执行判决的敕令，却依然被烙铁打上了罪印；这一纸缓刑，不过是将发配苦役船的行期向后推延罢了。自此，他只得带着已然烙入肌骨的罪愆印记，继续奔走陈情，乞求重审旧案。在此沦为汲汲于乞求复勘卷宗的龙钟老者之前，他曾任军中随军司铎、修院院长，并曾数十年如一日，顽强捍卫那些遭人觊觎侵夺的寺产权益。
德布罗斯生于勃艮第的帕赖，1718年在里昂皮克布斯修会发愿出家。此后他擢升院长，继而赴巴黎总理本会会务。转任皮埃蒙特步兵团随军司铎期间，他因救护伤员备受嘉奖，军官们对其冒死蹈火的胆略赞誉有加。在军旅疗养所内，他更自掏腰包，为伤病卒伍置备衣食。这一桩桩德行善举，共同构筑了日后辩护人为洗清其投毒罪名时所倚仗的道德明证。
后因体弱多病，他不得不辞去军职返回巴黎，转任孔蒂亲王妃的随席司铎，并于1737年4月2日正式转入圣本笃修会发愿。此后，教产事务占据了他大半心力。圣俸固然带来丰厚收益，却也伴随着产权的争讼、辞让与强行兼并。在这类纷争中，德布罗斯展现出惊人的坚韧与执拗，名声鹊起。然而，正是这份声名，为他招来了一处新的修道院，以及接踵而至的仇家政敌。
佩雷西修道院院长贝里耶深恐该院被并入奥顿主教区，极力维系自己在此推行的严苛戒律。年迈体衰、忧虑后事的贝里耶一眼相中德布罗斯，指名由其接任院长，所看重的恰恰是他守护寺产的过人手腕。这份委任自始便背负着誓约：绝不容佩雷西在主教区的兼并企图下消亡。表面看似顺理成章的法统传承，实则将他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旧日战局。德布罗斯继承的绝非仅仅是一笔教产进项，而是一具必须死守到底的对抗枷锁。
威逼利诱皆无法令其屈服。极力促成兼并案的弗勒里枢机主教动用铁腕手段，将他囚禁于圣拉扎尔修院。贝里耶死后，主教另行任命贝尔纳修士接掌修院，然而一纸司法裁决却确认德布罗斯的合法管辖权。其后，德布罗斯展现宽仁，在院内授予贝尔纳职务。据香帕尼亚克所录偏向德布罗斯的文献记载，此番化干戈为玉帛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这位昔日的竞争劲敌，从此如卧榻之侧的阴影，日日盘踞在他受命掌理的修院之中。
1745年，另一名修士安托万·维莱特（法号伊拉里翁修士）进入佩雷西修院。德布罗斯先是核准了他掌管西吉分院的头衔，拔擢其为助祭，随后却因其品行不端，严词拒绝晋升其为司铎神甫。此番龃龉，已然升级为阻人青云的私怨私仇。除人事芥蒂外，寺产收支更是争端之源：在德布罗斯一度遭排挤架空的岁月里，修院庶务全由贝尔纳与伊拉里翁包揽。直至1751年11月9日法院下达判决恢复其职权，德布罗斯随即责令二人交出账目。勒令清算的账册银钱，将原本的私怨彻底推向不死不休的境地。
兼并主教区之图谋数度死灰复燃，直至1755年5月终被裁定为滥权之诉。德布罗斯始终深陷同一泥淖：申领文书、抗衡构陷、夺回被剥夺的管辖权。其间他曾试图引入修士雷吉·罗克协助整饬修规，不料引荐之举再起波澜。一份冠以伊拉里翁与西尔修士之名的诽谤文书赫然出笼；后者随后声明该签名系受诱骗窃用，断然脱离构陷阵营。在深闭的修院回廊内，文书纸页早已不再仅用以结算田租进项，而化作了同门操戈的索命利刃。
西吉分院的亏空悬而未决。德布罗斯痛斥伊拉里翁中饱私囊、擅自挪用公款修缮私室，且屡屡无故擅离职守。他更出示一应往来信函，力证其私生活荒淫放荡。昔日的密简残篇与讽刺歌谣被一一归档，充作对薄公堂的呈堂证供。纪事者将这场殊死角力视作酿成后续仇杀复仇的导火索。然而，卷宗的走向很快便脱离了准假违规与钱粮账目的范畴，急转直下为一桩骇人听闻的重罪指控：伊拉里翁公然指控其顶头上司蓄意投毒谋害。
这项罪名强行拼凑起数年间零散可疑的蛛丝马迹。指控方声称德布罗斯早在多年前便在僧房私藏毒药；又翻出1759年10月他与修院药剂师多罗特修士关于剧毒与解毒药剂的一番旧日交谈。伊拉里翁最终坚称，送至自己案前专供享用的餐食中被人下了毒。在深信不疑者眼中，昔日的宿怨正是绝佳的作案动机；而在力挺院长的辩护方看来，这无非是怀恨在心者的构陷反噬。同一段恩怨纠葛，在公堂之上裂变为两套截然相反、各执一词的叙事罗生门。
1764年7月25日，第戎教会法庭对德布罗斯及其胞弟（佩雷西堂区本堂神甫，被控指使伪证）处以教会惩戒。8月7日，高等法院更降下严刑裁决：判处修院院长终身服苦役，发配前施以火烙之刑，并处抄没家产及巨额罚款。除荡尽家私外，另处一百利弗尔罚金及高达八千利弗尔的赔偿金。半生汲汲于稽核清查账目的法理斗士，最终竟被一纸他绝不承认的判决勒索夺尽资财。其弟则被缺席判处苦役三年。德布罗斯上呈哀请缓刑，虽获批准，然而烙印之刑却早已冷酷执行。当不可逆转的肉体酷刑木已成舟，这场司法程序拉锯战却仍未停歇。
他相继提出撤销原判与再审之诉。1768年1月，国王枢密院责成杜埃高等法院复勘全案。同年5月，德布罗斯被押解至该地。长达三月之久，这桩累牍连篇的积年大案被逐一勘验审查。然而结局却击碎了他的希冀：杜埃法院全然维持了第戎的原判。第二道法槌重重落下，坐实了第一道罪名。坚信其无辜屈斩的人们再也无法为他带回复职昭雪的喜讯，只得另辟蹊径，谋求免除其苦役之罚。
幕僚门客进言，劝其与其乞求撤销判决，不如具折恭请国王减刑恩典。1769年7月5日，终身苦役终获恩旨改为永久驱逐出境。他得以免去苦役船之苦远走他乡，然而其清白罪名却从未获得法理昭雪。这种分野成了他一生宿命的关键注脚：他争得了一线生机，却洗不脱罪犯的烙印与判词。昔日踏遍沙场军营救死扶伤的随军神父，余生只能背负着未除的污名判决，凄然远遁国门之外。
史家香帕尼亚克在此案中毫不掩饰地站在德布罗斯一边，极力攻讦投毒案在证据链上的根本漏洞。但他笔下所保留的，终究只是一份针对两道铁判的悲愤抗辩，而非司法法庭真正作出的平反昭雪。正是这种历史与司法的残酷错位，赋予了该案历久弥新的张力。德布罗斯生前字字泣血、寸步不让捍卫的文书教产，曾数度助他夺回修院；而他晚年争得的最后一纸敕令，却仅仅许给他流亡的资格。在他矢志诉诸的法权与强加于己的宿命之间，整整一代人的光阴便这般耗尽在乞求世人“重新读懂卷宗”的徒劳呐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