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奥古斯特·科隆贝初次折返皮尼库尔家中时，只见妻子独自带着孩子们。他挥起木棍朝妻子身上抽打了两下，随即离去。数分钟后，他又折返门前。门后已顶上了一块巨石。他使劲推挤；躯体仅挤入一半，唯有头颅与右侧身躯卡在门缝之中。屋内，妻子随即将一根绳索套上了他的颈项。女儿们闻声奔来。日后，姐妹二人都承认曾拉扯那根绳子，但各自陈述的由头却大相径庭。
这幕发生于1873年1月17日的惨剧，在埃纳省巡回刑事法庭的公审中呈现出数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起诉书自有一套说辞；遗孀与女儿们在讯问和作证时亦各自陈明曲折。终审之时，陪审团裁定科隆贝遗孀有罪，但认定存在减轻情节。法庭遂判处其十年苦役。然而，从那扇门到最终判决之间，横亘着一个破碎离散的家庭、一名意图捉奸而归的丈夫，以及数名在审判中被迫卷入成人恩怨漩涡的幼小子女。
5月8日庭审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准时开庭。宪兵将一名妇人押上被告席。她怀中紧抱着一名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婴，那是她在收押羁押期间所生。热纳维耶芙·克雷沃，即科隆贝之遗孀，是皮尼库尔的一名雇工。检方指控她蓄意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两人于1855年结为连理。起诉书勾勒出一个渐趋崩解的家庭：丈夫本是手艺娴熟的车辆匠，却深陷酗酒与浪荡；妻子则被指责性情暴戾、品行不端。这些皆是卷宗报导中带有攻讦性质的指控词句，不可轻易视作已获独立印证的铁证。在败光了约值一万五千法郎的家业后，夫妻二人于1871年初分居。科隆贝离开皮尼库尔，先后流转于苏瓦松与兰斯谋生；妻子则携子女留守乡间。
检方称，1871年秋，她搬入拉莫特家中并与其同居。1872年12月，科隆贝得悉妻子怀有身孕。他找上市长商讨分居析产事宜，并着手收集所需公文。这在司法叙事中尚未构成向法院正式递交的诉状：报导称他仅表露了此番意向。
1月17日，他重返皮尼库尔，其目的被检方直白挑明：欲当场捉奸其妻之不贞。早晨七时许，他现身门外。然而依起诉书所述，当时屋内仅有妻子与孩子们同榻而眠。他勃然大怒，举棍抽打妻子两下后抽身离开。数分钟后，他又折返回来。妻子顶在门后的巨石阻挡了他的去路。借着推开的狭隙，他硬将头颅与半边身躯挤入门内。
起诉书随即详述了各人的动作。科隆贝一手死死扯住妻子的头发，另一手紧攥着一件铁器——一把起甜菜的铁铲。妻子将一根绳索套住了他的脖颈，双手死命勒紧。巴蒂尔德与奥古斯汀闻声赶至，亦相继伸手扯住绳索。巴蒂尔德事后称，自己当时并不知晓绳子已套在父亲颈上。待母亲嘶喊着命她们退开时，二人才松了手。不久，遗孀奔出门去报告市长。市长赶至现场时，只见科隆贝已横尸屋内，脖颈上犹缠着那根绳索。
比起搏斗时混乱残缺的追忆，法医尸检为审判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医学依据。医官在死者颈项上验出了环形压迫勒痕，断定死因系勒颈导致的窒息。他还在科隆贝的面部、手臂、双手及膝部发现了瘀伤，并在其妻面容与发丝间见有轻微搏斗痕迹。这些勘验结果坐实了曾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然而单凭这些痕迹，尚无法判定究竟是谁先行动手，亦无法断明拉扯绳索的真正意图。
遗孀承认人因自己而亡，但坚称属于正当防卫。她陈词道，丈夫清晨施以两记闷棍后，曾扬言要取其性命方才离开。其后他手持木棍或铁器折返。她称自己是为了逃脱毒手，才将织布机上的绳索套上了他的脖颈。她坚称，在搏击撕扯中，自己也几乎被掐至窒息，两人双双扑倒在地，而女儿们上前拉拽绳子时全然不知内情。依她的辩解，绳索是混乱中缠在死者颈上的，自己是在拼命挣扎脱身时，不慎致丈夫于死地。
审判长亦就其怀中所抱婴儿展开讯问。她坚称孩子是亡夫骨肉。遗孀辩称，丈夫曾勒令她随其离开并厉声威吓：“今日你我之间，必得死一个。”她同时否认了市长笔录中记在奥古斯汀名下的那句供词——“爸爸想杀妈妈，我们把他勒死了”——并矢口否认曾存杀夫之念。
两名女儿并未在此案中列为被告；然而其言辞却极具分量，亦令人心碎。幼女巴蒂尔德因系未成年人且为被告直系血亲，依法无需宣誓作证。报端刊载她曾在预审之初遭拘押，后免于起诉。她陈述道，父亲起先用扫帚柄殴打了母亲。折返之时，他手里握着起甜菜的铁铲。她设法将铁器从父亲手中夺下。她承认自己拉扯绳索长达五分钟之久，却声称不知绳子竟缠在父亲脖颈上。当被问及父亲咽气那一刻她究竟知晓多少时，她沉默不语。随后她又补充道，年幼的弟弟当时还想拿起旁边的十字镐去砸父亲。
据报导接近十五岁的长女奥古斯汀，证实了父亲1月17日到场的情节。她指证父亲曾放话恐吓：“不是我收你的命，就是你收我的命。”她同样承认拉扯了绳索，却辩解称自己只是想把门关上。起诉书对这一动机的认定截然不同：检方认定姐妹二人是一同拉扯了垂挂于父亲身侧的绳索，尽管对于巴蒂尔德而言，其或许并不知此举足以致人窒息。各方措辞之间的参差不可抹煞。孩子们被卷入了一场巨门、父躯与绳索绞缠在一处的生死缠斗；而法庭的公审，随即将她们的残碎记忆锤炼成了定案的呈堂证供。
庭审记录虽提及尚有其他证人出庭，却以“无关紧要”一笔带过其证言。公诉方以雷霆之势力主蓄意谋杀；辩护律师潘松先生则据理抗辩。审判长对辩论进行了总结，但报纸并未收录其总结细则，亦未详载辩方辩词。
陪审团最终作出了有罪裁决，同时认定了减轻情节。法庭判处科隆贝遗孀十年苦役。判决裁定了她的罪责，却未能消解报纸并置罗列的一连串物象与细节：那两记木棍、科隆贝的折返、挤入窄门的身躯、冰冷的铁器、夺命的绳索，以及奋力拉扯的二女。它同样无法探寻孩子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感知。在审判其生母的法庭之上，她们的言辞被一一听取，而这场审判，早在这之前就已强行将她们推成了生父暴卒的见证人。
清晨，一扇半掩的门户隔开了屋内与屋外。巨石成了阻碍，绳索则轮番化作御敌之器、夺命之具，以及两名少女拼命拉扯之物。当时的报纸并未为这幕惨剧描摹出一幅秩序井然的图景：检方、遗孀与孤女，赋予了同一举动截然相反的意义。司法必须对罪责的有无交出答卷。然而在看客眼中，留下的唯有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所有自说自话的恩怨真相，皆死死纠缠在同一方寸之地：那是一扇男人不惜一切想要闯入、而女人拼尽全力企图关上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