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惨案爆发的那夜，卢浮宫内，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的衬袍上溅满了负伤奔逃者的鲜血。尚帕尼亚克所援引的回忆录断片中，玛格丽特记述了一名贵族如何仓皇向她寻求庇护，而追杀者已然破门直入其内室寝宫。其后她仓促移步姊姊宫中，又有一名遁逃者在前厅惨遭刺毙。这座本应为宾客提供庇佑的宫阙，反倒成了置他们于绝境的凶险之地。
编年史将圣巴托罗缪之夜定于1572年8月，即法国新教徒与查理九世达成和解之后。作者将这场和议描摹为一场请君入瓮的陷阱：朝廷抛出优渥条件，海军上将德·科利尼欣然应允，随后宫廷便向新教领袖频施盛宴、虚赐信诺与盟誓。尚帕尼亚克将惨案的策划径直归咎于凯瑟琳·德·美第奇与国王；然而这般见解出自一本立场偏狭激越之作，自当仅视作编年史作者一家之言。
屠杀发生前数日，科利尼走出卢浮宫之际曾遭火绳枪射伤。史料载称，他将这起行刺视作与吉斯公爵公然破裂的征兆。纳瓦拉的亨利与孔代亲王遂向国王申诉。查理九世当众痛心疾首，严令缉捕真凶，更尊称海军上将为“父”。尚帕尼亚克所载的这番信誓旦旦之谊，旋即与不久后爆发的惨剧并置一处；叙述刻意引人将此反差视作机心深沉的伪饰，却未提供足资研判各方行事意图的确凿卷宗。
圣巴托罗缪前夕，子夜中天，暗号骤响。圣日耳曼奥塞尔教堂的警钟突鸣，巴黎司法宫的洪钟随之策应。新教徒的宅第被暴力砸开。在记述最初的暴行时，尚帕尼亚克着力描摹了贝蒂齐街科利尼的寓所——彼时，年事已高且手无寸铁的海军上将正端坐于扶手椅中。
一队披坚执锐之人闯入宅内。吉斯家族的侍从贝姆被指为行刺元凶。据编年史所载，科利尼曾提醒对方顾念自己的满头银丝，叹道其夺走的不过是余生数日光阴；此番言辞乃出自后世转述，由尚帕尼亚克加以记录。史书复称年轻的吉斯公爵当时正伫立门外，静待结局。科利尼被从窗抛下，遗骸旋即弃置于乱民之中。尚帕尼亚克更载其首级被割下解送凯瑟琳·德·美第奇；他随后援引伏尔泰之语，强调送往罗马一说终归查无实据。
将领之死并未遏止杀戮。沿街的新教男子、孩童乃至整个宗族皆沦为屠戮目标。记述中提及有教士在侧煽惑凶徒，塔瓦纳元帅亦策马巡街呼号。这般骇人情状与严厉指控皆属编年史家之笔墨；然而，这些指控绝不应掩盖那些白纸黑字被列为确凿受难者的名姓。
在卢浮宫内，纳瓦拉王室名下的新教仆从遭到清洗。玛格丽特忆及一名唤作泰让的负伤贵族为躲避弓弩手追杀，竟扑翻在她榻上。她亦记述了前厅另一人被当场刺穿的情形。在她不得不更衣转赴姊姊寓所前，贴身衬袍已尽染猩红。正是在此等证词之下，宫闱景象不再仅仅是王朝倾轧的虚浮背景：暴戾已悍然穿透私密之门，将利刃加诸于寻求庇护之人。
编年史亦点出了深得君宠的拉罗什富科伯爵，他在遇难前夕尚与国王共度长夜。据说查理九世曾竭力挽留，见其执意离去方才作罢；尚帕尼亚克断言他不久后即遭屠戮。科利尼的女婿泰利尼伯爵亦遭戕害；拉米斯教授则自普雷尔学院的高窗被掷下身亡。这份死难名册虽未逐一重构行凶始末，却足见官职地位与宫廷恩遇，终究庇佑不了那些被叙述划入被清洗阵营之士。
在少数幸存者中，尚帕尼亚克详叙了年仅十岁的幼童拉福斯的遭遇。兵士将其与父兄一同拘押。满身沾染至亲鲜血的孩子屏息伏尸，装作气绝。一名负责看守掌球场的男子察觉其微弱呼吸，遂以斗篷将其掩藏，谎称此乃醉酒的侄儿。叙述复称那人为此索银三十埃居；这般细节系出自编年史孤证，别无旁证可考。拉福斯随后被引至近亲处，化名博潘扮作侍童潜逃。这位被文本追踪至惨夜之后的生还者，史称终成法兰西元帅。
此外尚有数起逃亡始末，延续着于修罗场中苟活的微茫生机。拉瓦丹侯爵让·德·博马努瓦尔获一名天主教寡妇收留，对方将其假托为随身女佣带往自家封邑。另有数人企图渡河逃亡。尚帕尼亚克引述布朗托姆为目击证人，指称国王曾凭窗向伏水之人放铳射击。此项指控同样极为严重且渊源未明，务须洞察其出处：今人所读者，终究不过是十九世纪编年史家自称从早期回忆录中采撷之片面记录。
屠杀平息之后，一场针对科利尼的象征性司法审判接踵而至。查理九世在巴黎高等法院控告其谋大逆；法院遂对亡者降下判决，据尚帕尼亚克所载，下令将其尸身拖行游街、悬尸示众，夷平其宅邸，并剥夺其子女特定法定权利。编年史复称，朝廷明定每年举行巡游以酬谢神恩破获逆谋。然而史书力辨上将绝无谋反之心：此番申辩同属事后辨诬之辞，仅凭这卷孤篇文本，实难断定当年的政治机心。
戕害并未止步于巴黎四门。尚帕尼亚克称屠杀诏令被分发至外省督抚，并详载了里昂与图卢兹的腥风血雨。据其计点，图卢兹在十月初有约三百名被羁押的新教囚徒于门房监狱惨遭诛戮，其家产旋即被抄掠一空。但他亦列举了数座城市中严词抗命的天主教将领。这份名录与其所呈数字一样，皆出自作者采录；然而这正表明，即便在编年史自身的记载中，地方官吏的处置亦非铁板一块。
尚帕尼亚克在篇末断言巴黎死难人数至为庞大，却未在此章提供具体的考实推算。世人自当视其为著述者的一家之言，而非由确凿卷宗核定之定数。在他眼中，这场杀戮并未根除祸端，战端旋即复燃，死里逃生的新教徒纷纷揭竿自卫。宫廷妄图以铁血强行终结的争端，反倒在编年史的笔端下，引爆了又一段旷日持久的战乱周期。
卢浮宫的血腥一幕，终究成了庇护之所异化为屠戮之径的历史注脚；与之相伴的，是科利尼、泰利尼、拉米斯，以及卷宗无力留存姓名的累累幽魂。作者虽痛斥机心欺诈与狂热狂悖，但其对特定教派的声讨亦不足以充作信史定论。无可更移的铁证唯在于：1572年8月，在朝廷公开颁诏媾和之后，众生竟在自家宅邸惨遭屠戮。信誓旦旦的和议与子夜突起的号角之间这道无法弥合的断裂，构成了此案在司法与道德深处永难解开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