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密斯菲尔德，一名老者向约翰·刘易斯伸出了手。片刻之前，莫尔·戴维斯刚把刘易斯引见给老人，称其为自己的夫婿。据莫尔所言，老者名叫汤普金斯，正准备将存放在家中的两百镑巨款分润一部分给她。不料，老人突然一把扣住刘易斯手腕上方，猛地伸脚一绊，将他掀翻在地；数名壮汉随即蜂拥而至，将刘易斯五花大绑，一路推搡至街心。沿途围观的市井之徒纷纷指控，称正是刘易斯在莫尔及其同伙行窃时，持刀抵住了老人的咽喉。然而依受害者本人的供词，刘易斯根本未曾参与这桩抢案。尽管如此，莫尔设下的圈套仍让他在纽盖特监狱里生生熬过了两次巡回法庭审期，方才重获自由。
案卷档案称此人为约翰·刘易斯，化名劳伦斯。案卷既不知其生于何地，亦不详其父母为谁。卷宗仅记载他曾是一名屠户学徒，在伦敦城取得了行会自由身份，并曾作过一段时日的帮工。编撰者以当时特有的轻蔑口吻，将他后来嗜酒、游手好闲以及与各色妇人的勾当，悉数归咎于当学徒时的狐朋狗友。笔下尤为着力勾勒其走马灯般更迭的女伴：刘易斯往往与一人相处数周便弃之不顾，旋即另觅新欢。这番道德评判固然带有撰笔者的主观偏见，但随后接踵而至的一桩桩司法公案，却为世人拼凑出了一幅更为详实的生涯图景。
莫尔·戴维斯因扒窃手段神乎其技而得浑名“潜儿”。她与刘易斯同居未久，便以金钱为饵向他开出条件：只要他立誓不再与其他女子纠缠，便可得一笔横财。她声称，有两百镑银钱寄存在一位体面的伯父家中，而这位长辈对其暗中勾当毫不知情。到了约定之日，莫尔与刘易斯一同前往史密斯菲尔德集市旁的一家客栈。老者如约而至，上前问候刘易斯，仿佛真是在接纳一位未来的侄婿。然而，汤普金斯的这一动作实为暗号；伏兵应声破门而入，将刘易斯绑缚在地，指控他参与了一桩街头劫案。
档案明确指出，这出闹剧全系莫尔一手策划，意在蓄意构陷刘易斯；而扮演伯父一角的，实为抢案受害者的胞兄，莫尔事后从中分得了五枚几尼作为报酬。待到开庭审理时，失主本人当堂承认刘易斯并非行劫之人。受害人虽目力孱弱，却自称辨音极准；且行劫者身量魁伟，高过自己，而刘易斯则显得短小精悍。这番当庭辨认虽使他免遭重刑，却未能免去在纽盖特牢房里羁押两个审期的苦厄。
获释出狱后，刘易斯扬言要割下莫尔的双耳以泄心头之恨。莫尔倒也毫不避讳，依旧出没于一家他了如指掌的烧酒馆。刘易斯依循平日的时辰寻上门去，岂料其身边之人早已向一名后来转为证人的线人通风报信。巡捕早已在此布下天罗地网。他们一拥而上将其擒获，再度押解回纽盖特。及至下一次巡回审判，因除告密者口供外别无实据，法庭不得不将其当庭开释；然而法官仍判令其必须寻得守法保释金方可脱身。为了凑齐这笔担保，刘易斯又耗费了整整两个月。算上此前的两次羁押，他在铁窗之内足足虚度了一个季度的光阴。
与此同时，莫尔因从一位绅士囊中窃走巨款而遭到官府通缉。刘易斯踏遍了她往昔经常出没之地，一心想将她扭送官府。在舰队街的一间酒馆里，莫尔的胞妹苏珊拦住了他。苏珊塞给他半个克朗，又递上一枚沉甸甸的银质大纪念章，推说可拿去当铺折现，并与他约好次日再见。刘易斯携此纪念章前往洪兹迪奇的一家当铺。掌柜推托要将物件拿到内室称重；约莫一刻钟后，掌柜转出身来，身后赫然跟着一名巡捕与两名差役。原来，这枚纪念章早已在案备查，与一个装有十一枚几尼的绿布袋一同失窃。档案由此点明，正是这桩失窃案迫使莫尔隐姓埋名、销声匿迹。
经此变故，刘易斯遁入乡野。他自忖已数度平白无辜身陷牢狱，正如卷宗里那句辛辣的评注所言，他决心这回非要“罪有应得”不可。在通往格雷夫森德的官道上，他伏击了一位在此地退隐的前军官。他自树篱后猛然蹿出，手持尖刀直抵军官胸膛，厉声勒令其交出财物。军官只摸出了几枚先令。刘易斯勃然大怒，斥责对方未曾将自己视作一位体面的绅士，随后竟亲自动手翻搜其衣袋。此时他将尖刀横咬在齿间，一如往日宰剥羊只时的架势。军官瞅准破绽猛力夺刀；剧烈撕扯之下，刘易斯的下颌几乎被生生扭断。他负痛落荒而逃，却被闻声赶来的乡民一路围追，最终在正欲于格雷夫森德登船之际束手就擒。
法庭对其提出的指控为持械暴力抢劫。在巡回法庭审理时，陪审团却裁定其罪名不成立；据档案载称，正是刘易斯对军官仅掏出区区数枚铜板表现出的激愤，反而成了对其有利的情理依据。这次脱罪又为他重蹈覆辙打开了大门。重获自由的头一周，他便强行闯入拉特克利夫公路上的一处宅邸，卷走了几样不值钱的零碎什物。数日之后，他又在街头公然扯断一名妇人的衣袋。当场被捕后，他在老贝利法庭受审并被判有罪。法庭下令将其流放海外殖民地。
彼时被刘易斯称作妻子的女子，亦被判处了同样的流放刑。运送犯人的船长许诺，只要二人沿途安分守己，待抵达成美洲的南卡罗来纳后便放他们重获自由。夫妇二人欣然应允；一俟大船靠岸，船长果然践诺。然而两人在殖民地并未作长久逗留，不久便设法搭乘同一艘船潜回了英格兰。航程之中，二人正式结为合法夫妻。但刘易斯并未与她相守太久：他既疑心妻子会为谋求自身宽赦而向官府告发自己私自潜回的死罪，又对其频频与其他男子往来深恶痛绝。
随后，他再度登上一艘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行至热那亚时，他身患重病，遂被船员弃置于当地。原本他日后尚有机会重新归队，但他却执意搭乘所能找到的第一艘归国海船返航。回到伦敦后，他重逢了一群以打家劫舍为生的旧相识。在他们的伙同下，刘易斯费尽周折砸开了福尔街一家名为“红心国王”的客栈，盗走了一打他们自以为是纯银制成的大口酒杯。然而仔细查验后方才发现，那些不过是擦拭得锃亮光洁的熟铁锡器。几人权衡再三，认定为了这笔微薄的赃物去冒销赃之险实属不智，索性将酒杯熔毁后弃之荒野。
自此，刘易斯宁愿单枪匹马在街头劫掠。在昔日的练兵场上，他一把硬生生扯下了一名妇人的布袋。妇人凄厉呼救，四邻坊众随即拔足追捕。案卷记载，在被彻底制服之前，他曾负隅顽抗，刺伤了两三名追捕者。押送至纽盖特后，他在下一次审期受审，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这一次，他已再无生还之机。撰笔人斥其怙恶不悛，全无宗教敬畏与悔罪之心，并将此番评述与他在刑场上反常的沉默相对照。
临刑之际，面对黑压压的围观人群，刘易斯一言不发，唯独吐露了一丝悔意：他悔不该未曾留在卡罗来纳——他深信，若留在异乡，自己绝不至落得命丧绞架的下场。此时他年近不惑。1720年6月27日，死刑如期执行。回溯其一生，他从莫尔蓄意编织的诬陷中涉险脱身，却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因自身恶行招致的灭顶之灾：在这两端之间，那些屡次侥幸的脱罪、潮湿阴暗的牢狱羁押以及亡命归国的流放余生，都未曾真正阻断他的作恶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