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年春，“伍斯特号”被扣留于伯恩蒂斯兰港。船长托马斯·格林及其船员因涉嫌海盗罪，被押上苏格兰海军法庭受审。加诸他们身上的罪名，发生在那场远航的另一端：马拉巴尔海岸的一次海上遭遇、一艘武装单桅帆船，以及一艘船员据称惨遭屠戮的外邦船舶。为还原这起袭击，控方传唤了一名手臂负伤的帮厨出庭。他声称目睹了船员倒地身亡，并被下令保持缄默。
这场航行始于英格兰，表面上是一次合法通商。据外科医生查尔斯·梅所述，“伍斯特号”载着三十五至三十六名海员驶向东印度群岛。起诉书随后描述了在马拉巴尔外海发现的另一艘船：该船悬挂红旗，甲板上疑有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控方坚称，格林及其部属先是以武装单桅帆船攻击该船，继而将其洗劫一空，连同货物一并变卖。
两份起诉状并未将各被告同等归并。第一份指控将船长托马斯·格林、大副约翰·马德、二副约翰·雷诺兹、副押运员托马斯·林斯蒂德，以及负责甲板、火炮或帆缆的若干海员列为同案。第二份则指名木匠亨利·凯格尔、其副手塞缪尔·厄林、事务长乔治·海恩斯、厨子丹尼尔·斯特灵曼等人。同一次航海将众人置于不同岗位；而庭审的关键，在于这些职守是否决定了各自在袭击中所涉罪责的轻重。
帮厨安东尼奥·费尔南多从那艘单桅帆船的视角叙述了交火经过。他供称，在枪炮轰鸣之前，格林、押运员洛夫迪以及一名叫科热·康莫多的印度商人曾登上外邦船只，并在上面停留了片刻。归来后，约二十名水手被集结在单桅帆船上，配备了四门重炮与两门旋膛炮。马德随后登船。据费尔南多所述，两船追逐交火达两日之久。至第三日，单桅帆船上的水手强行登船，挥斧劈杀对方海员。
费尔南多清点出被劫船只上仅有十至十二人，船货亦不多。他断言幸存者均遭杀害并被抛入大海，搜刮出的财物则悉数运往“伍斯特号”。他还记得一句威胁：自己在交火中手臂负伤，随后听见船长声称，若敢向任何白人或黑人泄露此事，定将他取性命。这份证词将费尔南多置于惨案的核心现场，但他本人亦是同船一员，如今却被传唤来指证昔日的同袍。
他对各人船上岗位的梳理，为陪审团提供了划分责任的最初依据。据其所言，海恩斯、班纳坦、布拉克利、威尔科克斯、伯恩、罗伯逊、格伦与泰勒在战斗期间均留在“伍斯特号”上。而格林、马德、辛普森、凯格尔、基钦与林斯蒂德则在单桅帆船上。此后，法庭建议对林斯蒂德予以宽大处理，认定其在夺船之际身处陆上：然而案卷并未说明他究竟于何时离开了单桅帆船。
外科医生查尔斯·梅并未亲睹这场袭击。他表示自己当时已被遣送至马拉巴尔海岸。约两周后，他听到了枪炮声；翌日，他望见“伍斯特号”停泊在惯常的锚地，数英里外的后方还跟着另一艘船。他的叙述证实了交火确实发生过，且确有一艘船汇入了“伍斯特号”的航迹，但他既未目击登船接舷，亦不知晓敌方船员的下落。
另一份证言则转述了海恩斯在伯恩蒂斯兰的言论。威廉·伍德见海恩斯神情郁郁，后者据传曾言：在“伍斯特号”上趟航程犯下那等滔天罪行之后，大地竟然未将他们吞噬，实属奇事。伍德随即提起马德的叔父——据称此人因企图在阿姆斯特丹焚毁荷兰船只而被投掷于热油中烹杀。海恩斯答道，若众人知晓马德在本次航行中的所作所为，他便与他叔父一般死有余辜。在场的亨德森证实了这番对话。此番言论固然分量极重，但终究只是事后辗转相传之辞，并非针对袭击本身的直接目击。
庭审中，辩护人对多名证人的作证资格提出了异议。他们抗辩称，控方传唤的两名黑人并非基督徒；继而又指安妮·西顿身为妇人，其证词不得采信。皇家诉讼代理人反驳称，证人自称信奉基督，且辩方援引的规约并不同样适用于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博罗对此番辩论作了概括，但未载明辩方的详尽抗辩，亦未收录庭上呈递的簿册与文书之全貌。
船上搜出的簿册与文书摘抄被列入了庭审辩论。费尔南多本人亦未能全盘印证起诉书的指控：他称“伍斯特号”曾向对方开火，但并未接舷登船；据他所言，强行登船是借由那艘单桅帆船完成的。然而此刻站在被告席上的，却是来自两艘船上的全体海员。
十五名陪审员最终以多数票作出了裁决。他们裁定，关于海盗、抢劫与谋杀罪行，存在清晰可信的直接证言；对于海盗与抢劫罪，则有相互吻合的多重推定。他们同时认定，二副雷诺兹在交火之时身处陆上。该裁决并未均摊罪责：它单列了雷诺兹的缺席，并将直接证据与后续推论作了清晰甄别。
法庭先是将评议延期至3月16日，随后又将判决推迟至21日。届时，法庭判处十四人于利斯海滩的潮间带施以绞刑，并下令没收其财产，尤其是“伍斯特号”，但保留对船货已主张的权利。法庭建议对林斯蒂德从宽发落；雷诺兹则获无罪释放。原定行刑日期为4月4日、11日和18日。判决将死囚分批列出，却尚未指明究竟何人会真正走上绞架。
3月28日，枢密院在听取海恩斯的悔罪口供后，决定对其缓刑至5月15日。在同日呈递女王的信函中，枢密顾问官们亦援引了林斯蒂德的口供。他们此时坚称，被害者正是王国非洲公司所属船只的德拉蒙德船长。他们请求女王，此后的任何特赦或缓刑均须经由枢密院建议方可施行。在他们眼中，供状证实了判决的公正；而对作出供述的死囚而言，这成了逃脱绞架的一线生机。
4月11日枢密院审议的一封女王来信，带来了格林船长亲友奔走斡旋的结果：德拉蒙德据称仍活在东印度群岛，其船上两名远航归来的海员已就此签署了宣誓证词。女王将这些文书转交顾问官，但仍将执行判决或准予延期的决断权留给枢密院。这封信函因此既投下了针对谋杀指控的疑云，又赋予了继续行刑的权力。
1705年4月11日，格林、马德与炮手辛普森被处以绞刑。《英国国家人物传记百科学典》的条目将他们的死归因于暴民的施压与对骚乱的恐惧。其余死囚并未完全依循原定日程赴死：4月26日，枢密院法令将布拉克利的行刑期由5月15日再度推迟至6月20日。在博罗笔下近乎全船覆灭的三次行刑日过后，此人依然活在人世。
4月11日由此铭刻了双重历史印记：一方面是审议那封声称德拉蒙德尚在人间的密函，另一方面则是三条性命悬于绞架。查阅的档案文书无法推定二者在当日的先后顺序，亦不足以定夺整桩公案的真相。然而，它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拷问：“伍斯特号”的水手当年究竟遭遇了何船？法官笔下的死刑判决，又究竟是为何人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