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吐出的第一个名字并非本名。乔瓦尼·罗西（Giovanni Rossi）：一个寻常而便于伪装的化名，足以让一个行李中的罪证远比任何告密都确凿的逃亡者，觅得数分钟的喘息。1882年9月16日，在隆基（Ronchi）一家客栈的客房内，吉列尔莫·奥伯丹（Guglielmo Oberdan）随身携带两枚炸弹被捕。他曾拔枪反抗；搏斗中走火射出一发子弹。鲜血淌满他的额前。彼时的的里雅斯特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盛大巡幸，而这名行客此番前来，绝非为了献上欢呼。
他年方二十四岁。其降生之城尚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而他却矢志要令其归属意大利。他曾是维也纳的工科学生，后在1878年因帝国占领波斯尼亚而推行总动员时沦为逃兵，潜逃至意大利本土，客居罗马等地。流亡岁月反倒淬砺了他的狂热信念。当奥皇宣布巡幸的里雅斯特的谕令传出，这位收复统一主义者便与同道多纳托·拉戈萨（Donato Ragosa）启程上路。他怀中所揣之物，足以将一场皇室帝国的巡幸大典化作一场血腥刺杀。
然而，机密的流转早已抢在了人的脚程之前。
在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萨拉塔（Francesco Salata）整理面世的外交电报中，一名代号法布里斯（Fabris）的眼线正源源不断向奥地利当局密报动向。他巨细靡遗地指明了行期、同行同谋、预定经由布特里奥（Buttrio）附近的密道；他甚至警告，盘查过严或将逼得行客遁入荒僻小径。随后，密报中出现了一条赋予整桩通信以诡谲意味的批注：倘若收网捕人，务须竭力封锁消息数日。密探意在继续其网罗。在告密者眼中，一桩被勘破的阴谋，不过是一盘尚未终局的活棋。
彼时奥伯丹正竭力越过边境。车夫朱塞佩·萨巴蒂尼（Giuseppe Sabbadini）参与了接应；在向导与地方接应者的策应下，通关一度化险为夷。拉戈萨先行一步赶赴的里雅斯特。奥伯丹则滞留于隆基，或为稍作休整，或在静候更稳妥的时机。正是这致命的迟滞定夺了局势。当宪兵破门而入时，那两枚炸弹尚未离手。皇帝甚至未曾进入他的视线。在图谋与实行之间，一扇客栈木门轰然合拢，隔绝了一切。
他被押解至镇公所一间公室内，戴着手铐严加看守，直至蒙法尔科内的法官匆匆赶到。医生验看了他的伤势。讯问始于傍晚时分；最初的公署呈报随即勾勒出一名傲慢、愤世嫉俗且对奥地利政权极度仇视的案犯形象。对于这等敌意，他本就毫无掩饰之意。那个虚假的化名或许是为了掩护同伴，但绝非为了庇护他的政见。
晚间十点过后，他被荷枪实弹押解至蒙法尔科内监狱。他在那里受到了极尽严密的防范，双手被捆，宪兵频频步入牢房巡查。次日，他被列车解往的里雅斯特。此时奥地利皇帝正乘舆入城，接受山呼万岁；而那个意欲掀翻御驾的人，却在重兵押解下穿城而过。两场方向背驰的仪轨辗转于同一条铁道之上，然而只有一场列于帝国的庆典通程。
押解途中遭遇的市民并未将其视作解放者。沿途唯有呼喝、唾骂与敌视的鼓噪。面对这一切，奥伯丹坚信世人的心智终有一日会翻转。后世的历史将赋予这些场景一抹凄冷的反讽：这座曾有市民当街辱骂囚徒的城市，日后竟会化作其爱国神话最核心的受难圣地。然而在那个九月，这种历史记忆尚未破土。眼下剩下的，只有一名被捕的青年、几具查获的凶器，以及亟欲撬出口供名单的检调官吏。
9月19日，一张旧照粉碎了“乔瓦尼·罗西”这一假身份的面具。这幅早年赠予故交、在此前另一起案件搜查中被抄没的肖像照，赫然自深锁的档案袋中重见天日，指认出了眼前的活人。奥伯丹不得不恢复其本名。至此，司法程序终于将刺客的罪名与潜逃逃兵的身份严丝合缝地重叠；这一身份合流，旋即促使民事法庭将案件移交军法审判。
然而，他的抗辩策略却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乖张。凡涉及自身，他畅言无忌直至将自己逼入绝境；凡涉及他人，他则闭口不言，堵死一切探问。他声称刺杀之命承自一个“的里雅斯特地下委员会”，却拒绝吐露任何成员名姓，更蓄意将逃亡路线说得扑朔迷离。当法官以车夫萨巴蒂尼的口供当面对质时，他不仅不顺水推舟借细节洗脱嫌疑，反而矢口否认车夫之辞。审讯官的所有盘问都撞上了这道冰冷坚固的内心界标：他的个人信念尽可全盘托付于法官的断头台，但他的同行同志，绝不留给敌人分毫。
及至谈及皇帝本人的安危，他的招供愈发呈现出毁灭性的坦白。最初，他还以“施以敌意示威”等言辞留有一丝回旋余地。然而紧接着，奥伯丹公然承认，若遇皇帝御驾，他会毫不犹豫地引爆炸弹。他将无辜民众与帝国当权者截然剖开，坚称绝无伤及平民之意，但誓要教维也纳政权的执行者血债血偿。这种自辩的分野未能为凶器开脱，亦未能消解指控；相反，它无可辩驳地坐实了他此举的深沉政治图谋，以及这种政治意志足以演化为怎样决绝的杀戮。
时至十月，军法检察官丰加罗利（Fongarolli）接管了案件侦办。维也纳枢密院频频催促速办。民事口供被全盘复核确认；经过密集讯问与多方对质，判决文书行将底定。10月20日，军法委员会在不公开的闭门程序中做出决断，剥夺了控辩双方在全城注视下公开质证辩驳的机会。一场注定震动全欧的审判，便在这般避人耳目的阴影中悄然定局。
炸弹确凿在案；然而针对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刺杀本身，却从未真正发生。这道未遂的距离，未能阻挡死刑判决的下达。哈布斯堡帝国司法将大逆叛国罪、阵前脱逃罪与被告那份毫无遮掩的政治招供捆绑在一起。奥伯丹平生不屑于脱罪辞令，反倒亲手为刽子手呈递了最无懈可击的死刑口实。他的母亲递呈了赦免请愿。欧洲各界的斡旋亦试图阻遏行刑；维克多·雨果甚至亲自撰文疾呼免其一死。然而，仅仅乞求君王的宽仁是徒劳的。一个庞大的帝国，绝不会容许一个一心将赴死当作政治宣言的人苟活于世。
另一起横生枝节的案卷拉长了这漫长的等待：8月2日的里雅斯特曾发生一起致死两人的爆炸惨案。官方曾怀疑奥伯丹牵涉其中；然而其关联在司法层面上终究未能成立。这一追加调查并未能坐实他身负命案。死刑判决沿着既定轨道推行，而十二月的严寒终究带走了最后的时限。
1882年12月20日清晨七时整，他在的里雅斯特一处军营的幽闭天井内被执行绞刑。即便是奥地利军方的官方记录，亦不得不记下他在绞架前高呼“意大利万岁！自由的的里雅斯特万岁！”的绝叫；军鼓的密集鼓点试图吞没这行刑之音。后世的政治宣传自会对这一幕百般敷彩，但死囚在断气前的声嘶力竭，早已无需借由文人诗抄的粉饰，便已公然撕碎了帝国典刑的庄严假面。
八点二十分，一份电报发往维也纳，称“行刑过程顺遂无虞”。在当值的官僚公文里，此言不虚；而在历史的来日方长中，此语却荒谬透顶。隆基客栈的两枚炸弹终究未曾引爆；但那张旧照所唤回的真名，却自此凿入了历史的洪流——那是帝国的档案盒穷尽一切法度，也再无法幽闭锁死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