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挖空的胡萝卜、一包粉末、六枚泰勒银币：1804年7月，华沙，一桩针对路易十八的惊天刺杀阴谋，其全部物证竟维系于几件从未有人目击接头的器物之上。经营台球室兼咖啡馆的让·库隆——其店肆常有王室扈从光顾——将这些证物呈交给了旧主。他言之凿凿，称有人收买自己在国王的浓汤中下毒。及至1857年，《新皮塔瓦尔》重提此案，反将当年保王党人泼向拿破仑的倾盆污水，尽数倒掷回流亡贵族自身。
审视这段公案，首当厘清其叙事间距。刊载于1857年《新皮塔瓦尔》中题为《鸩毒胡萝卜》的文本，既非完整的庭审实录，亦非持平中立之纪实。它撮要提炼了司法口供，引述了官署公文，继而通篇夹叙严苛的政治论评。此篇叙事非但未能坐实谋害波旁王室之图谋，相反，根据侦查终结时的司法裁决，库隆的告发纯属子虚乌有。而据同一文本所述，流亡王室近臣是否借此虚妄构陷以牟取政治私利，依然隐匿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中。
彼时的华沙，乃是波旁流亡途中的一处驿站。路易十八化名里尔伯爵，携一众微末朝臣、侍从、军官及教士寄居于这座普鲁士管辖的城池。当年8月，伦敦《导报》刊登了一则耸人听闻的秘闻：波拿巴麾下的密探企图在御膳汤锅中投入淬毒胡萝卜，以此戕害国王及其数位宗室。该报通讯员将诱人入局的罪责加诸法国谍客博耶之身，指其为帝国阴谋的爪牙。这篇报道绝非独立调查官员之勘验实录，实乃公然散播的一纸政治攻讦。
随后的后续报道更渲染了柏林宫廷的震怒、法国特使所蒙受的凌辱，以及库隆揭发奸计的“首功”。阅及这些邸报，在司法机关提讯涉案人等之前，铁证似乎早已凿凿俱在。然而，《皮塔瓦尔》却直指这批文章的渊薮：据其考订，乃是波旁近侍将这些杜撰之辞暗中塞给了伦敦报馆。尽管这一结论被表述为日后王室代表的供认，但1857年的这部典籍乃是唯一的传抄源流；因之，绝不可将其对档案文牍的转述与其对当事人动机的主观揣度混为一谈。
案情旋即移转至普鲁士官宪阶隅。阿瓦雷伯爵求见霍伊姆总裁，起初言语含混，暗示有数名法国人及十余名波兰人正谋害国王性命，对其所知底细却吞吐不言。稍后，他方道出台球馆掌柜库隆曾被密约至诺瓦维耶斯接领鸩毒。霍伊姆深表疑窦：待其遣差役前往，密会早已散席；他不知库隆落脚何处，断难凭空拘捕查无实据的匿影之徒。
阿瓦雷伯爵继而递呈呈文，复赍送包裹至霍伊姆案前，声称内有库隆自外邦谍徒手中接领之十至十二根嫩胡萝卜。总裁断然拒绝在此等预设来源的文卷上用印：盖因当时绝无证据可验明库隆确自其所指之人手中领得此物。这一悬殊在后文尤显关键：库隆坚称仅收下三根，而7月26日的勘验证录亦仅对三根胡萝卜及一瓶烧酒实施了化验。据案由所载，四位格致名宿断定菜蔬内含有砒霜。此项鉴定即便属实，亦仅能确证呈检物之成分，既不能证实制毒者维何，亦不能证明确系刺客所授，更不足以坐实此物必将潜入御膳厨房。
连案发的时间脉络亦在各执一词中日趋龃龉。《皮塔瓦尔》所撮要的博尚叙述，描摹了一出神秘客诱库隆出城、授以毒物并许以四百枚路易金币的逼真活剧。然而在正式移交预审的供词中，库隆起初只称有人指使他在汤中投药，继而演变出数度密会、壮胆烧酒、以死相胁乃至安排逃亡法国的繁杂情节。细节变幻无常：藏匿于树旁的帕巾、碰头地点、胡萝卜多寡乃至重赏之数，皆在其供状中翻云覆雨，自相水火。
最初的疑窦，始于深闺内闱。宫廷起驾离华之后，市井风传库隆之妻曾往杂货铺市毒，其人遂遭拘押。妇人承认求购砒霜，却矢口声称系背瞒丈夫用以灭鼠。库隆旋即承认乃自身指使妻子采买，并巧言辩解：称神秘客初时索要灭鼠之药，继而改口索取鸩君之鸩。然而此说破绽百出，库隆亦不得不承认，其初供之时，所涉物证包裹之情状与其后演化之辞全然不合。
普鲁士推事严讯之下，库隆陡然改弦易辙。他招认行刺纯系凭空编造，因国王行将离境，自己生计维艰，遂企图以此邀功讨赏。彼谓胡萝卜实乃自身以汤匙与木棒挑空，再灌入自药铺市得之砒霜。至于隐匿于诺瓦维耶斯的帕巾，亦系假造以诱人入彀的道具。然而这一翻供并未平息狱讼：库隆未几再度翻异，重拾初供并附会新说，继而反噬王室近侍，指其暗中诱导其行止，意在耸动视听、布散天下。
在这一干纷乱供词中，赏赐、流亡与恩饷始终纠结其间。库隆口中的巨资虚实莫测：初言异邦客许以四百路易，后又称告发图谋指望换得百枚杜卡特。他坚称旧主米勒维尔男爵曾许以终身恩饷；《皮塔瓦尔》亦载及其首份供状笔录成文之际，曾获赏三十五枚杜卡特。凡此种种供述与端倪，其真实意旨至今聚讼纷纭，孤证难立，绝不足以坐实保王党人一手导演阴谋。
据案卷纪事，库隆案中最称致命之物证，莫过于自其家中搜得之器具。在其承认剜空菜蔬灌注毒药之后，巡捕当场起获一根顶端残留黄渍的木棒。纪事复载，推事命其以形制相仿、并带有一圈细绳之胡萝卜当堂复现作案手法。尽管库隆随后对这一实物招认亦予翻供，但对《皮塔瓦尔》而言，这些物证与变幻多端的供词已将行刺阴谋之说击得粉碎；即便借助现代实证之审视，亦难断言其各份供状中究竟有几分实情。
由是，法官所审理者，非复弑君未遂之大逆，实乃诬告构陷之轻重。历经周密勘问，柏林高级法院依《皮塔瓦尔》所摘要之判词裁定：库隆在里尔伯爵左右近侍之疑似协同下，出于自私图利之念，诬指博耶充任鸩毒阴谋之掮客。文本昭示，该司法裁断悉基于预审调查；至于涉案之其他党羽，判词始终恪守“疑似”之推测口吻。库隆最终被判处要塞苦役四年。上诉审维持原判，罪犯遂解押至科塞尔要塞服刑。
1857年的撰史者并未止笔于这一司法结局。他极尽嘲弄正统派之能事，指斥部分保王贵胄蓄意虚构或借题发挥，并将此案与诸多政争秘辛勾连相附。其对流亡贵族的口诛笔伐，丝毫不亚于1804年邸报对拿破仑之挞伐。然而这种笔阵对垒并不能使所有假说平分秋色：依《皮塔瓦尔》所载，柏林高级法院认定库隆诬告博耶为中介之言纯属捏造，而全篇纪事中并未见针对博耶之独立审判。至于王室显贵究竟涉案多深，终究只是纪事家之悬想，非为法理铁证。
案卷落定，所余者唯有三根胡萝卜，以及两种截然对立的始末渊源。其一，王室侍从忠勇护主，化解了皇帝密令之谋杀；其二，负债之徒造伪构陷，而旁人因势利导以牟私图。法庭判决了库隆的刑责，却未能穷究流亡贵族的一切机心，更未能穷尽那个动荡时代的政治算计。胡萝卜缄口无言，案卷中却充斥着过多的喧哗，而每一道声浪，都在竭力勒令世人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