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母亲曾失而复得其子；八日之后，她又再度痛失所爱。这一次，孩子再也没有归来。在格勒内塔街制帽遗孀肖沃的证词中，德绍富尔一案始于一记帽品递送，终于一场杳无音信的悬案。在始末之间，曾有过一名深夜十一点被送还的幼童，伴随着泪水与创痛，以及一位上门讨要说法却被悍然逐出门外的妇人的悲愤。
她所陈述的往事可追溯至1719年。那日，她的儿子出门给一位主顾送海狸毛皮帽。这本是一桩体面正当的小买卖；这一天本该在一笔货款中收尾，抑或至多演变成市井商贩间司空见惯的讨价还价。然而孩子并未归家。母亲仓皇奔至德绍富尔处，终将孩子领回。归途之中，幼童向她哭诉，自己曾被带往蒙马特街的另一处宅邸，在屋内遭到了数名男子的暴行。此后，他再也未能辨认出那扇门扉。一周后，男孩出门做弥撒，从此人间蒸发。
彼时其父尚在人世。因畏惧门风受损、家声蒙羞，他竭力阻挠妻子报官。这番旨在保全门户体面的顾虑，反倒断送了孩子求援伸冤之路。待到这位遗孀终于得以向警宪陈情时，数载光阴已然虚掷。此时，更多证词如潮水般汇集于警案卷宗之中，一处处宅址与一个个名姓彼此重叠咬合。在证人各自接触的不同面孔背后，浮现出的竟是同一名男子：德绍富尔。他时而自称迪普莱西，时而化名普雷奥，改换化名之频繁，正如其频迁居所一般。
他结交显贵贵族，接待异国宾客，更以替人荐引仆役为业。这门牙行营生，使他得以轻易染指进京觅工的寒苦青年，以及那些贪图深宅大院优厚差使而放松戒备的平民门户。1725年司法调查所辑录的证词揭示，在这层光鲜假象之下，潜藏着残暴袭击、诱拐掠夺与人口买卖的黑网。然而，彼时的法官却将此类暴力罪行与男子间的自愿交往统统混为一谈，施以同等道德规诫与律法惩戒。在此类司法修辞之下，“自愿”与否往往遭人漠视；受害者自身甚至亦不免惊恐万状，唯恐沦为与加害者同受诛罚的罪人。
酒商学徒丹尼尔·佩龙便是在送酒途中遭遇了这套圈套。德绍富尔先是诱其吐露情史，随后许诺为他引荐一位男性“庇护人”，声称此人不仅分文不取，反倒会厚赐银钱。佩龙断然拒绝，并央求掌柜日后休再派他前往该主顾处。他的证言，乃是一个侥幸脱身之人的幸存之辞；而更多供词所揭露的，则是门扉一旦重重合上后那惨绝人寰的境遇。
一名绰号“尚贝里”、名叫沃皮内斯克的萨伏依青年作证称，自己曾于1723年被转手卖予蒙蒂切利伯爵。他详述了一场德绍富尔亦参与其中的暴行，以及此后在经济依附的枷锁下日复一日遭受暴力的仆役生涯。他曾向神甫忏悔求助，对方却只以地狱烈火与沉沦受谴之词恫吓之。为求脱离苦海，青年退还了仆役号衣，散尽所得钱财。他一心只想与恶主决裂，然而宗教教条起初教给他的，却仅仅是将自身视为应受天谴之徒。
一名绰号“皮卡第女人”的妇人为最初的搜捕指明了方向。1725年7月16日，审讯正式展开；两日后，警务副监翁布雷瓦尔下令缉捕德绍富尔，将其押入巴士底狱。出庭作证者，并非仅仅告发其悖德言行或恶劣癖好。遗孀菲内控诉其子亨利-伊莱尔之惨遇：该子在被告处饮酒后陷入反常昏睡，归家时通体是伤。两名外科医生曾为其验伤。保罗·戴斯特雷后来录载的这份7月10日验伤报告，兼具伤情实录与今日观之荒谬不经之旧医论断；然而该档案最珍贵之处，乃是记录下一位母亲坚执将亲生骨肉视为受害者并延医救治的奔走历程。
德绍富尔对此全盘否认。他承认曾与若干上流社会人士往来，却断然否认强加于己的累累罪行。每遇法官提及贵族名姓，他便辩称皆属体面交游；每遭指控，他便斥之为私怨构陷。此等狡辩伎俩，在客商杂处、房东只认租客与访客的包伙客栈中，曾长久屡试不爽。然而在审案推事案前，数条曾被其撕裂的生命轨迹如今交汇合流：一名女佣忆及曾见幼童惨遭毒打；一名外科医生证实曾应召验伤；一名绝望的父亲则陈述了那场徒劳无功的街头追逐。
让娜·特拉佩尔曾亲眼目睹一名哭喊寻找父母的男童被带入德绍富尔宅中。据其供词，该男子残暴殴打幼童，随后向外科医生樊尚谎称其“幼子”乃是玩耍时不慎摔伤。该童随后以“雅丝曼”之伪名被转送至主宫医院，终告不治殒命。调查由此揭穿了谎言背后的残暴虐杀，以及借虚假骨肉名分掩盖下的非人摧残。收留德绍富尔的法警随后将其逐出门户；罪恶随租客迁离而散去，枉死之魂则被永久湮没于异名之下。
皮埃尔·吉卢瓦提供了另一幕人间惨剧。在圣安托万郊区，其幼子被一名身裹红斗篷的男子强行掳走。吉卢瓦一路狂奔追赶，终未能追及拐匪。另一名仆役曾试图施援，然而这位父亲目力所及的最后惨象，唯有斗篷下摆垂晃的一双稚嫩小脚。他的控诉之中，既无法外私了的阴影，亦无半推半就的差使。那是一桩赤裸裸的绑架，是一个父亲眼睁睁看着骨肉在数步之外被强行夺走的至痛无力。
审讯中断数月后，在新任警务副监埃罗主导下重开。1726年4月，德绍富尔仍负隅顽抗，反唇诬指“皮卡第女人”。法官严词逼供，其手段之酷烈在戴斯特雷的记述中毫不隐讳：推事甚至公然将拒不认罪视作罪证确凿之佐证。5月16日，被告防线彻底崩溃。在如此严酷之司法威压下所得之供词，自当与案中其他证词审慎甄别；然而，正是这纸供状，为全案诉讼构成了最后的证据闭环。
德绍富尔供认曾施药迷晕菲内之子，并作价将其转卖与两名男子。他招认了多桩勾当，交代了历次化名逃匿之内情，并为肖沃家失踪的男孩指明了去向：据称一名贵族已携其远赴波兰。主宫医院殒命男童的真实家世亦水落石出，实为一名勒南姓鞋匠之子。至于吉卢瓦被掳之子，德绍富尔招认已将其贩卖予一名神甫，现流落里昂。对破碎的各家父母而言，这些供词或许指明了寻踪之路，却未能让空荡冰冷的房中迎回任何一个归人。
判决与极刑紧随而至。1726年5月，德绍富尔被押赴市政厅广场处以火刑，判词附有行刑前先予绞杀之减刑条款。关于此项宽贷是否切实执行，彼时各方史载莫衷一是。围观的市井看客见证了恶徒之死，而此案随后迅速沦为街头小调、宫廷谈资与哲人辩难之话资。涉案勋贵的赫赫声名旋即占据了公众清谈的中心。比起一名制帽女工的血泪，风流侯爵的深闱丑闻显然更合市井之谈资。
然而，唯有遗孀肖沃，自始至终道出了全案最为质朴却最为彻骨之诘问：她的儿子究竟身在何方？严刑峻法圈定了罪魁祸首，广场烈焰给出了众目昭彰的结局。然而给予这位母亲的答复，却仅仅是审讯词卷中一个渺茫万里的异域地名。在沉冤昭雪的刑场仪式与寻回骨肉的苦难之间，隔着浩浩长堑——这恰是封建司法大典在鸣金收兵之际，惯常遗弃于尘埃中的无尽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