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温莎城堡”客栈那个清晨，简·博兰坚称自己衣衫凌乱，胸衣上的鲸骨撑条亦已折断。据她所述，数小时前，她在宿醉与病痛的昏迷中于顶楼卧房苏醒，赫然见雇佣她的客栈掌柜乔治·坎特伫立门前。她厉声呵止其入内，对方却斥其烂醉如泥，并称酒吧绝不再容她踏足半步。博兰随即下楼向掌柜夫人分辩，随后愤然投奔其兄长家中。一月之后，她的这番控词将与一名年轻鞋匠约瑟夫·爱德华兹的供述，在陪审团面前展开正面交锋。
据卡姆登·佩勒姆的记录，此案于1839年10月31日星期四在中央刑事法院开庭审理。年届不惑的坎特在霍尔本区经营名为“温莎城堡”的酒馆。博兰此前与兄长同居于所罗门排屋，于当年9月30日受雇为酒馆侍女；她寄居于阁楼斗室，而坎特夫妇则居于其正下方居室。控方极力强调这一起居格局，盖因其确立了受害女子身处雇主屋檐下的人身依附关系；然而，佩勒姆的记述终究未能提供关于涉案暴行本身的直接目击证言。
依博兰之供词，最初的端倪始于10月3日周四清晨。坎特将她唤至跟前，抚其胸口并索吻。博兰以告知其妻相威胁，坎特反倒劝其入夜休要闩门，以便次日清晨入室唤醒。博兰断然拒绝并抽身离去。当日，她将此遭遇告知兄长及酒商伙计巴尔福先生；后者劝其切莫轻弃生计，料定坎特不敢重蹈覆辙。
博兰陈述道，当晚她突感不适，约莫八时许被人搀回阁楼寝室，已忆不清扶携者为何人。抵榻之际，她已神志昏聩。及至深夜，她偶有微醒，恍惚间见坎特逼近床榻，继而在一番挣扎抵抗中复又昏厥。翌日清晨六时方醒，顿觉衣衫破损、胸衣骨断。其供词将此案定性为乘人之危、毫无反抗与同意能力之下的侵暴。然而，她并未声称有目击者亲睹坎特施暴。
其后她所陈述的控告情节，对理解案情脉络同样关键。她称自房中撞见坎特守于门旁，对其厉声斥骂后下楼向坎特夫人控诉其夫之行径。博兰称女主人拒不听闻，反斥其嗜酒如命；博兰遂拂袖而去，投奔兄舍。周六，医师对其进行了体检。佩勒姆称，医师与博兰之嫂均证实其身体确遭侵犯；然而本章所载之证言摘要，皆未指明施害者究竟为何人。
酗酒与否的争议迅速弥漫于各项证言之间。博兰坚称当日除了一杯掺半啤酒外滴酒未沾，自陈向来偶发眩晕。搀其上楼的女仆简·霍利尔却断定其醉态毕露。客栈杂役托马斯·希普顿亦证称其形容肖似醉者。霍利尔描摹了午夜时分携爱德华兹探视寝房之情形，称当时博兰尚衣冠未解和衣而卧。她自言因仅携单支烛火，遂邀爱德华兹同往；片刻后将蜡烛交予青年，见其折返己室。坎特所雇洗衣妇莎拉·古德柴尔德则叙及另一次约在晚间九时的探视，坎特夫妇亦在场，彼时博兰横卧榻上。古德柴尔德称离去时房内并未留存灯烛。诸般证词并未拼凑出一幅毫无罅隙、严丝合缝的图景。
坎特随后遭巡警韦尔斯缉捕；据佩勒姆记载，掌柜仅承认曾轻薄索吻。辩护律师菲利普斯先生并未试图否认博兰曾遭侵害，反而坚称本案之症结全在于辨明施暴者身份。辩方力主真正的肇事者实为爱德华兹，而非坎特。律师将这名青年鞋匠描绘为一名起初畏罪缄口、待坎特收监并获保释后方才前往其事务律师处吐露实情的未婚男子。菲利普斯无意为坎特自认之非礼行为开脱，却辩称正是白昼的轻薄举动，致使博兰在幽暗迷离间先入为主地认定了夜半潜入者即为店主。
霍利尔在庭上证实，午夜探房之际，爱德华兹确曾逗留门侧。坎特的事务律师威廉斯则称，青年系在坎特获准保释之后方前来具结。希普顿与古德柴尔德亦就博兰之醉态及各次入房探视具结作证。案发时赋闲在家的鞋匠爱德华兹则断言，自己曾与博兰发生苟且之事，且坚称系得其首肯；他自称随后将此隐情告知威廉斯，又转告密友墨菲。然而，司法编纂记录却将爱德华兹潜入客房之时刻记作10月23日夜“约十一时许”，而博兰最初之陈词则明确将受袭定于10月3日夜晚。控方之辩难亦提及坎特曾于10月23日清晨有不轨之举。存世文献并未勘破此一日期间的抵牾，后世已无从断定此乃印刷刊印之讹误，抑或确曾发生两桩互不关涉之事端。
代表控方的阿道弗斯先生请求陪审团审慎权衡：一方面是坎特平日之劣迹与其亲口画押之轻薄，另一方面则是爱德华兹姗姗来迟之自认。阿道弗斯指出，博兰在警署接受讯问时爱德华兹分明在场，彼时却三缄其口；足见其所谓自白绝非如菲利普斯所言般有据可查。相反，辩方则紧扣爱德华兹栖身客栈、频繁出入房门以及其亲笔认供这几点大做文章。凡此种种陈词，皆难以化为指向坎特施暴之无可辩驳的确凿铁证。编纂者所留存者，乃是一场各执一词之讼争，而非巨细靡遗之庭审问答全录。
主审法官格尼男爵向陪审团阐明律例要旨：依现行法意，针对失去意识之人实施暴行，纵使受害者未作抵抗，罪名亦可成立。他遂将裁判权交予陪审诸公。经过约两个时辰之秘密商议，陪审团裁定坎特罪名成立。被告当庭厉声自辩无辜，然法庭仍依律将其判处极刑。这一裁决在司法程序上平息了诉讼，却终究未能抹去佩勒姆所辑诸般证词之间的龃龉与裂痕。
该篇章随后的叙述表明，判决甫出即引发舆论哗然。佩勒姆载称，坊间普遍认为此项定罪系基于对案件事实之误判，旋即有人疾书请愿呈递内政大臣。当局虽不愿以行政权力推翻陪审团之司法裁判，却最终定夺将死刑减为终身流放异域。坎特随即被解送出境。史料中既无重审之记录，亦未见案件复核之端倪：法理上既定之罪愆，与出于宽宥之减刑，在此判然有别。
这正是这篇历史回顾文献之局限，亦是其魅力所在。它尘封了针锋相对的攻讦、未解的历法疑团，以及量刑之后公众舆论之激荡；然而它并未赋予后世读者足够的断片，以独立重构那间顶楼幽室里发生的绝对真相。坎特之罪系陪审团所裁定；其流放则为枢府内阁之决断。横亘其间的，乃是一桩充斥着原告之控诉、鞋匠迟滞之认罪，以及酒馆杂役各说各话的罗生门疑案，各方辞令终究未得圆融无碍的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