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归原主的胸针，起初看似不过是一桩舞会上的琐碎轶事。1890至1891年冬末，一位年轻女子在两名男子的陪同下来到治安警察局长办公室，其中一人自称阿尔顿。女子声称自己在歌剧院舞会上遗失了一枚镶有黑珍珠与美钻的胸针，市值近三万法郎。她推测，纷飞的彩纸碎屑将胸针卷落。戈隆派人在舞厅内搜寻无果，便未再挂齿。数周后，一名十八岁青年在圣殿街区因顺手牵羊被当场拿获，线索才再度浮现。警方搜查其住所时，赫然发现其同居女友正佩戴着那枚失窃的珠宝。
这桩巧合让阿尔顿毫无戒备地走进了戈隆的视野。青年的女友坚称，是青年在舞会彩纸堆中捡到了胸针并转赠予她；她仅因佩戴此物而遭拘押。戈隆将胸针物归原主——即阿尔顿的女伴。这位金融家与女子对局长千恩万谢，戈隆则淡然将功劳归于运气。随后，二人恳请赦免那对年轻男女，称这两个素昧平生之人的牢狱之灾败坏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在当时的治安局长眼中，阿尔顿无非是个寻常的金融客，尚存几分体恤无名囚徒的善心罢了。
不久，阿尔顿设宴款待戈隆，座上客不乏众议员与参议员。戈隆深知自己身为警界要员，若与布朗热将军一派的亲信过从甚密，恐招致政治非议，遂派麾下密探罗西尼奥尔暗中调查东道主的底细。呈递的报告将阿尔顿描绘成一位信誉卓著、热心公益的体面绅士，声誉毫无瑕疵。戈隆借故公务推脱了晚宴，谎称郊区突发重大盗案脱不开身。他未曾料到，短短一年后，自己的案头竟会摆上一张针对这位银行家的通缉令。
当预审法官韦尔特签发的缉捕令送达时，阿尔顿早已从鲁热·德·利勒街的寓所人去楼空。搜查仅搜获一张照着泛黄旧照摹绘的炭笔肖像，外貌体征语焉不详。戈隆将画像分发给驻法、驻英警探，数周过去却毫无斩获。及至1892年底，阿尔顿之名开始与震撼朝野的巴拿马丑闻一同频频见报。戈隆坦陈，自己当时并不明晰案情全貌，只是听闻外界指控这名银行家在丑闻中扮演着关键的政商暗渠角色。
巴黎警察总监洛泽最初指派乌利耶与苏代负责追踪逃犯，随后又命苏代协助国家安全局警探勒穆瓦纳——戈隆日后方知此人正是迪帕。总监的任用令总局刑警疑窦丛生：迪帕早先便曾在威尼斯与阿尔顿打过照面却未加扣押；据戈隆所言，迪帕当时身怀逮捕令，本可随时拿人。然而，上峰对迪帕的真实身份及那次会面的内情讳莫如深。治安局长只得将这桩怪事付诸案卷，视为无解的悬案。
探员们沿数条线索踏遍欧洲大陆。在雅西，他们仅差一小时便能截获阿尔顿。戈隆揣测，逃犯究竟是收到了内部通风报信，抑或在电报上读到了众议院辩论的最新风声？此后在汉堡与纽伦堡，警探也屡屡扑空。连连失利沦为坊间笑柄：巴黎市民纷纷讥嘲警察总是慢半拍；警局走廊里甚至流传着一句私语——抓捕阿尔顿，未必能换来升迁。戈隆自称从不轻信这等流言，却也不得不承认，麾下密探的士气已大受挫伤。
当迪帕返回巴黎、苏代亦请调归队时，总监却下令让苏代原地待命，以备新线索出现。戈隆的一位秘书用更为直白的话语向苏代传达了指令：要么找，要么装模作样地找；切莫在巴黎露面；“这一切全都是政治”。戈隆自述此时决定另辟蹊径。他启程前往伦敦，公开名义是查办帕尼斯案，实则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暗度陈仓搜捕阿尔顿。他随行带上了警探奥里翁与吉罗多。
伦敦金融城的一名掮客曾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阿尔顿正隐居于伦敦近郊，暗中倒卖挂失止付的证券。线索虽难辨真伪，却提供了一个诱敌之机。戈隆买下一批遭止付的意大利证券，在里士满的一家酒馆里设下伏局。吉罗多化装成兜售入室盗窃赃物的巴黎惯贼，经中间人引荐与银行家接洽。旧证券与一捆废报纸被用作掩人耳目的道具。在所有警探中，唯有戈隆认得阿尔顿的真容，他将隐于暗处辨识目标并发出收网暗号。
在里士满火车站，戈隆瞥见一名手提黑包的妇人，身旁伴着一名与通缉犯身形隐约相仿的男子——二人体态相近，步履相类；然而戈隆一眼便断定此人绝非阿尔顿。他低声警示奥里翁。二人目睹该男子与女伴步入酒馆，径直坐到吉罗多桌旁举杯寒暄。假冒的证券贩子桌前摆着绑扎结实的包裹，内里不过是一堆废纸。当吉罗多开始装模作样掏出样品时，戈隆给出了预定暗号：找错人了。
吉罗多当即霍然起身，警告同桌人有两名形迹可疑的便衣在场。瞬息之间，同谋者作鸟兽散，甚至连酒钱都未及付清；戈隆只得自掏腰包结了账。事后，两名自居中介的贩子找到吉罗多，责怪他大惊小怪：原来他们将戈隆误认作了法国扒手，只因他蓄着红髭，头戴一顶当天清晨刚买的帽子。这场本欲核实逃犯身份的陷阱，最终扣在了一个无关之人头上。戈隆空手而归，随后方知该银行家从未涉足旁人举报的证券黑市。
返抵巴黎后，内阁总理大臣亚历山大·里博召见了他，当面质问警方何以迟迟未能缉获阿尔顿。戈隆直言，一个亡命之徒亦能培植反侦察的耳目，并建言以重金悬赏线民。里博授权他最高可开出一万五千法郎的赏格。在伦敦，多名线人要求获取盖有局长亲笔签名的悬赏票据；戈隆悉数照办，但注明唯有逃犯落网后方可兑付。回忆录隐去了多数姓名，仅记载萨尔伯格的一名前德国雇员取得了首张票据，随后以此勒索了阿尔顿整整两年，最终将其出卖。戈隆认为，正是这笔赏金促成了银行家的被捕。
然而在局长心中，案情并未就此了结。他数度密赴伦敦；因获悉阿尔顿可能自加拿大潜回，他在默西河畔盘桓整整一周，逐一搜查溯流而上的轮船，结果一无所获。他审问了萨尔伯格，后者吐露，此前曾有一名法国政府特使接洽，提议的竟非协查拿办，而是出资协助阿尔顿外逃。戈隆日后查明，该特使正是迪帕。这番披露与随后的议会论辩，为警方的连番延误赋予了一层浓厚的政治意味——而在当初苦苦追索、不知逃犯背后通天靠山的普通探员眼中，这层玄机在当时根本无从参透。
阿尔顿在霍洛威监狱羁押期间，戈隆曾前往探监，二人各自陈述了对这场追捕的看法。囚徒坚称自己早已洞悉朝中无人真想抓他；戈隆则力陈警方已倾尽全力。一人眼见的是幕后庇护的巨网，另一人经历的则是虚假线索、错失良机与赏金周旋的连环迷局。1896年，戈隆作为证人出席迪帕案庭审，始终坚称上峰当年一直命令他逮捕逃犯。他无意对巴拿马丑闻的全局妄加评判，其结语亦更为克制：在误导的情报、混乱的指令与政治猜忌的夹缝中，他与麾下探员追捕阿尔顿，不过是在恪尽职守，追缉一个司法机关明令捉拿的通缉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