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特罗格劳尔开口，要人把那张通缉告示念给他听。
女掌柜抬起头，视线从量酒器上移开。三天来，那张纸就钉在柜台正上方，悬得不高不低：既借得到天光，又恰好能让人看清上面的形貌体征。告示赫然写着：捕获此人者，赏金一百弗罗林。而那个刚刚开**酒的汉子，正是画中之人。从他踏进门槛的那一刻起，玛丽亚就认出了他。她手里的粗布并未停歇，依旧一下又一下地擦拭着那只早已锃亮的酒杯。
“你识字。”他说道。
这话不是疑问。他的斗篷沾着道途的风尘，皮鞋上凝着干结的陈泥。从这身行头里，半点瞧不出啸聚山林的匪首模样；然而玛丽亚早就懂得，世间真正的凶徒，往往长得和每一个推门而入的寻常香客别无二致。她撂下杯子，照着官家的公文词句念了起来。特罗格劳尔听着，神情就像在酒肆里打听一壶劣酒的价钱——显然打算讨价还价。
当她念到他的名字时，他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你觉得，他就值这个数？”
“赏钱不是我定的。”
“可告示是你贴的。”
堂内只剩两位酒客。一位行商趴在长桌那头昏睡；一名马童正蹲在门边修补一条旧皮带。玛丽亚一时巴望着行商能醒过来，转念一想，倒不如让他继续睡去。醒着的人往往口无遮拦；而一个沉睡的人，至少不会逼她在顷刻间做出抉择。
面壁的座席
特罗格劳尔挑了个背靠板壁的座儿坐下。他谙熟这等戒备手段，正如玛丽亚熟稔案头那些杯盏。从那个角落，大门、天井以及通往楼上客房的逼仄梯级，皆能尽收眼底。酒还没端上来，他便将几枚铜钱拍在桌上。她垂眸看着钱币，没有伸手去拿。
“成色很足，”他说，“收下吧。”
“我没说不要。”
接着，他漫不经心地聊起了自己的出生地曼特尔，聊起那些走不了多远便会撞见的山道与班房。他那副熟稔随和的腔调，反而让气氛愈发令人窒息。玛丽亚宁可他拔刀恫吓：若有明晃晃的威胁，她至少知道该如何应对。可他偏偏端出一副寻常主顾的做派，把那份心照不宣的恐惧全丢给她一人承受。
从前，她的丈夫曾从一个过路客手里买下一匹布料。数周之后，官差按图索骥登门盘查。夫妻俩不得不费尽唇舌交代交易始末、回溯价钱、拼凑那人的相貌。布料最终被官家抄走，而嫌疑的阴云却在屋檐下久久不散。玛丽亚深知，一件来路不明、物主潜逃的货物，会让人付出何等代价。她绝不想再弄明白，窝藏一个大活人又要赔上什么。
“要打尖留宿吗？”她问。
“先切面包。”
他腹中饥馁。这一事实并未让他显得温和几分，却打碎了通缉告示上勾勒出的冷酷幻象。一纸海捕文书是不用进食的。而眼前这个男人，正死死盯着切开黑面包的面刀，静候着分给他的那一块。玛丽亚胸中猝不及防地腾起一股无名火：天下的歇脚处那么多，他何苦偏偏挑中自家门楣。
何物可沽
马童起身欲往外走。特罗格劳尔侧过头来。
“上哪儿去？”
“马厩。”
“牲口多等会儿死不了。”
玛丽亚适时将陶罐顿在两人中间。
“我棚里的牲口等不得。那是别家客人的马，人家也付了脚钱。”
特罗格劳尔盯了她良久。马童僵立在原地，手里还攥着皮带。终于，特罗格劳尔收回视线，重新落在那块面包上。玛丽亚几不可察地递了个眼色，孩子登时溜了出去。她并未吩咐他去报官，只求他能在外头磨蹭到这位煞星离去。
“你倒是个当家的。”客旅说道。
“在我的马厩里，自然是我说了算。”
他干笑了一声，毫无温意。随后，他状若无意地打听起帕克斯坦的审判官近来是否打此路过。这个官职一出口，堂内的空气骤然凝固。玛丽亚听闻过逃犯扬言报复法官的风声；片言之差，都可能沦为指路的线索。她只答，自己从不过问老爷们的行踪。
“可你桌上摆着账本呢。”
“那是记欠账的。”
“那倒是一副好记性。”
他伸手将柜台边那本账册扯到自己跟前。玛丽亚手腕微动，旋即又缩了回去。他信手翻阅着泛黄的纸页，目光停在一笔账目上，问那欠债的人家底是否殷实。她淡漠地回道，若是那人真有钱，这笔银子早就落袋了。他合上账册。有那么几秒，她心头一紧，以为他要将账本顺手牵走；但他只是轻轻将它推回了原处。
悬赏告示依旧悬在众人头顶。一百弗罗林，足够采办全店大半年的柴米油盐。玛丽亚心中对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甚至为这念头感到一丝羞耻。可她同样清楚自家的门闩有多朽烂、柴房里的干草有多干燥，以及女儿每天有多少个时辰不得不孤身看家。官府许诺重赏告密之人；但官家绝不会派一兵一卒，守在这座替他们立了功的房舍里过夜。
账册里的一行小字
那行商终于哼唧着醒转。他嚷嚷着要牵马，抱怨着耽误的时辰，末了又警惕地打量着靠墙坐着的男人，问这是何方神圣。玛丽亚抢在特罗格劳尔开口前答道：
“一位吃完便饭的过客。”
亡命徒应声站起身来。他听得出，这话既是替他遮掩，也是在下逐客令。走到门槛处，他驻足回眸，又瞥了一眼墙上的告示。
“往后你大可以跟人夸口，说你近前打量过这颗脑袋。”
他推门而去，并未取走留在桌上的铜板。玛丽亚凝神屏息，直到官道上的脚步声彻底湮没在风中，才将那几枚钱币扫进一个单独的陶罐里。她既不想遗失它们，也不愿将它们混入今日的正项进项。这种小心翼翼的洁癖抵挡不了任何灾祸，不过是帮她拖延那无可避免的一刻——直到特罗格劳尔的血钱不得不拿去换面粉的那一刻。
入夜，她摊开账簿。在当天的日期下，她工工整整地写下他的姓名、用过的餐食以及收取的铜子。她没有奔赴营房告发，没有借出马匹，亦未吐露半句口风。若是来日真有差役上门勘问，他们至少能在这泛黄的册子上，看到一行绝非事后伪造的买卖小字。
一八〇〇年隆冬，缉捕归案的消息传至乡野：特罗格劳尔在弗赖施塔特附近落网，已被槛车押解往安贝格重镇。玛丽亚听着客堂里先前的行商唾沫横飞地吹嘘，说自己若是撞见必定一眼看穿。她低头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言不发。那个对皮带记忆犹新的马童，亦如泥塑木雕般沉默。
次年春意方尽，判决下达，继而传来他于一八〇一年五月六日伏诛绞架的消息。官家派人揭走了墙上的公文。玛丽亚拾起被弃置的纸页，折叠整齐，夹进了自己的账簿里——就压在记着那顿便饭的那一页。女儿不解地问，何苦留着一张再也换不来半文赏钱的废纸。
“因为这上头没把话说全。”
女孩低头看看通缉令上的朱印描摹，又瞧瞧母亲记下的干瘪账目，辨不出二者究竟有何分别。玛丽亚没有试图去点破。一张纸记着官府愿意为一个贼寇的头颅出多少银两；另一张纸记着一个饥肠辘辘的活人踏入家门时付过的饭钱。而在这两张纸之间横亘着的，是一个漫长如年、且注定无人会补偿其惊悸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