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众人破门而入时，一根绳索正死死套在达贝扬夫人的颈项上。其侍女多马寡妇已将绳身割断，正仓皇呼救。房门先前自内紧闭，门后还顶着一把椅子。翌日，法官下令勘验尸身，并将该仆妇收监羁押。短短数日之间，一起老妇猝死事件便演变为弑主命案之指控。然而，案发现场自始至终无一目击证人。
达贝扬夫人独居于阿利尼扬，该地隶属佩兹纳斯领地司法管辖区。司法纪事中并未载明其名讳。她膝下唯有多马寡妇一名女仆照料起居，后者宿于主室，榻近主榻，其间仅隔一椅。这处寻常起居之细节，日后竟成定案枢纽：它既印证了两名妇人平日朝夕相处之密，亦成为官府重构案发当夜图景之基点。
1782年4月4日，女主人被发现横尸于床榻内侧夹道。多马夺门外出呼救。5日下午二时许，税务检察官禀报法官，法官遂偕同内外科医官亲临命案现场。法官先听取侍女供词，随后命医官当场验尸。据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德·尚帕尼亚克引述之仵工仵作记录，死者颈间留有勒绳及深重勒痕痕迹。法官遂饬令发丧安葬，并彻查死因虚实；多马被施以临时拘押。
及至4月6日，法官对多马展开讯问。翌日，十一名证人先后过堂作证，官府随即签发正式拘捕令。死者之子达贝扬以民事原告身份申请附带追诉。他意欲在侍女存放私物的衣橱中搜寻罪证。4月24日，在法务官吏监视下，该衣橱被启封搜查。在其遗留杂物中，赫然搜出一捆以细绳系束的旧饰带；官府当即对证物加贴封条。四日后，即4月28日，包裹启封，绳工奉召将该细绳与侍女先前呈交法官之两批线绳予以细致比对。
此案症结，非仅在于老妇死于何因，更在于其是否可能自裁。尚帕尼亚克之纪事断言其绝非自缢：自缢必假悬挂之所或借力支点，而依其所言，死者陈尸之姿与上述诸般可能皆不相符。多马在发现女主人时已割断其颈上套绳。纪事者所深究之疑窦则在于：现场并未寻得残余之绳头，亦无人目睹究竟系何人截去余绳。为释此疑，纪事者引述另一囚徒屈膝借力在囚牢中勒死自身之旧例为证。凡此比照与其附带之物理推演，皆属纪事者一家之论理；而承审法官当年定夺，自当唯案卷卷宗与呈堂供词是听。
置于门后的那把椅子，其嫌疑更为直白显豁。多马供称，该椅系其就寝前亲手顶在门后；稍后起身呼救之际，见椅子仍在原处未移。尚帕尼亚克在其纪事中，径将这第一番供述视同招供，据此推定断无他方凶徒潜入并遁逃之可能。及至后审，侍女复称惊恐失措之下，对椅子原位已记不真切。纪事者遂将此番改口定性为罪证确凿之反常退缩。纪事载称，多份证言皆印证了多马关于椅位之初供，其后之犹疑推诿自未能取信于堂上法官。然而，案发当夜终无第三人亲历目睹，卷中所记言辞，亦不过是后人经由既定结论之辩护滤镜辗转传抄而来。
其后，官府又在多马面上检出两处抓痕。多马辩称，其外出求援途中烛火被风吹灭，慌乱中在柴堆旁跌跤蹭伤。有证人亲赴其所指之处勘查，却未见半根木柴。尚帕尼亚克据此断言，面上抓痕必系女主人垂死挣扎抵抗所致。在此节上，其记述再度将一处尚存争议之细微末节坐实为定罪铁证，而据其所录之官府勘案原委，全案并无任何拼斗撕打之在场证人。
据侍女自供，自其就寝至起身呼救，前后不过一刻钟至半刻时分。她先闻便器倾覆作响，连呼女主人三声不应，遂掌烛探看，惊见夫人已委顿于床榻夹道之中。她坚称此间自身全然未曾合眼入眠。纪事则特为强调室内两具床榻皆整饰如初，毫无就寝翻动之痕；由此推断，女主人系在登榻安歇之前、尚在榻旁祈祷之际即遭扼杀。这一惨景，实出叙事者之推论演绎，而非案发瞬间任何证人之实见证词。
堂鞫过程中，另有附会之辞加诸被告之身。有证人忆及侍女往昔对女主偶有怨怼之词；更有证人出首，称其八日前曾自言“心生扼杀老妇之恶念，旋即祈求守护天使庇佑方才作罢”。多马之胞姐与其继女，亦据传当堂供称深信多马有行凶杀人之能。尚帕尼亚克将此类诛心之论罗织汇总，尽列为加重罪责之资。他更附会论道：倘有外来凶犯作案，断无留下侍女活口自留后患之理，必当一并灭口。凡此推演，纯系纪事者个人之逻辑构陷。然其全篇文字，终未能出示侍女半句伏辩认罪之辞，亦未见任何亲历命案之目击证人。
1782年6月28日，判决底定。贝济耶总管辖区法官判决多马斩断右手、处以绞刑，继而焚尸扬灰。初审法官认定，案中所集间接指征已足以坐实谋杀之罪，并指认其为真凶。然该项判决未获全案维持：上诉至图卢兹高等法院后，二审维持其余刑罚，唯独撤销断手之酷刑。肢体残害之罚虽自终审判词中剔除，绞架与烈火之罚却未稍减损。此项改判仅涉量刑宽宥，并未动摇法官所确立之罪名认定。此中界限至关紧要：上诉仅仅变更了惩戒方式，而案卷纪事此后对定罪证据之真伪，再无只字辩驳。
全篇纪事以行刑告终。多马寡妇临刑伏法，自始至终未曾吐露半句认罪口供。这临终的缄默，既不可被曲解为缺失之招供，亦不可妄断为无罪之明证；它仅表明尚帕尼亚克在其笔下未曾记录下任何供词。通篇叙事之中，未见女主人尸身被发现后有何急救之举，未见任何直接见证之人，亦未见二妇临终诀别之言。它所着力铺陈者，唯法官用以构筑这纸死刑判决之种种情由与案发细软。
横亘在司法案几之前的，是一间紧闭的深房、一把顶门的椅子，以及一根被割断的细绳。在纪事者眼中，此类死物构成了一张毫无生路的推论罗网：外人断不可越门而入，死者断不能自断绳结，而面颊抓痕必为搏斗遗迹。以其所记多马之辩解，确乎无力荡涤此等推定嫌疑。然而，全无目击证人这一核心缺失，始终盘桓于案情核心；后人所能窥见之事实，皆穿透了一层极力迎合司法既定结论之叙事迷障。判决白纸黑字昭然若揭，而直接确证之凿凿铁证，则始终隐没于历史的幽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