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册尘封逾百年的婚姻登记簿上，短短两三个字母便足以彻底改变一个家族姓氏的气派。公诉书直指，有人在页边空白、正文以及签名之侧，于“维塞克”（Visseq）之前添缀了一个“德”（de）字：这一贵族前缀旨在为该家族虚造一种高贵出身的表象，而在此前的任何案卷中，皆寻不见其贵族渊源的半点痕迹。作伪者无须重抄整部族谱，只需落笔数处，在那几处凡核验新人身份必将注目之处，反复补入这微不足道的一笔。
此案于1877年2月22日在埃罗省重罪法院开庭审理。在同年2月26日至27日的《司法公报》报道中，庭审由蒙彼利埃上诉法院审判长贝拉克先生主持。报端称被告为“居维利耶（小名于让）”，时年五十七岁。他自称档案学者，出生于维西让库尔，寄居巴黎。据公诉书所陈，居维利耶的名字之所以与蒙彼利埃的产业主阿尔贝·维塞克-拉普拉德牵涉在一起，始于两人1875年在巴黎的相识。
维塞克-拉普拉德意图穷根究底，极力上溯先祖世系。依庭审陈述，居维利耶曾向其许诺，定能举证证明其系出名门，乃是早在十世纪便定居朗格多克的贵族豪门“德·维塞”（de Vissée）之后，而该家族的男嗣业已断绝。居维利耶先在巴黎着手查勘，终无所获。他为此已支取了二百法郎酬金；他向主顾辩解，若要觅得关键铁证，唯有亲赴法国南部的法院书记室与公共档案馆实地翻检。
双方遂达成约定，由居维利耶前往洛代夫查档，每日津贴十法郎。他于1876年7月前后抵埠。报道随后勾勒出两幅南辕北辙的心态：据称，居维利耶对日领津贴的闲差颇感自得，全然不以查访无果为意，反倒一意迁延；而维塞克-拉普拉德则步步紧逼，催促被告尽快寄送所诺之凭据。承诺与履约之间的漫长距离，便按日计酬化作了账单，而买主仍在焦灼守候着那一纸能将自己与世家大族勾连起来的文书。
1876年9月，居维利耶踏入洛代夫民事法院书记室。管理方调取了数册大革命前的户籍簿册供其查阅，尤其是原圣让德福斯教区的登记册。报道称此类簿册多达六十一卷，多年来从未借阅与外人。这些卷帙足以将孤立的案卷与该家族的其他文书互相对勘。安托万·维塞克与伊丽莎白·拉瓦尔的结婚登记册，赫然在列。
案卷披露，这份婚书订立于1751年2月11日。与该家族相关的同批文书中，无论是“维塞克”的正文书写还是签名画押，前头从未冠以任何贵族前缀。而居维利耶所许下的诺言，恰是要填补这片空白。大约翻检了二十余日后，书记官勒令其停止查阅；《司法公报》载称，只因居维利耶形迹可疑，他遂不得不离开洛代夫。
10月31日，一份由居维利耶幕后促成的文书抄本申请，使书记官重新步入档案库。在翻查圣让德福斯教区登记册时，书记官赫然察觉该页婚书近期曾遭人窜改。在页边空白、正文以及签名之前，皆被人添缀了贵族词缀“德”（de）。案卷记载，在查验出伪迹之时，那墨迹甚至尚未干透。
嫌疑之产生，绝非仅因字迹有异。居维利耶在此事中的利害关系同样至关重要：他在搜求凭据期间曾亲自查阅此簿，且急于向维塞克-拉普拉德交差以证实其贵族血统。控方坚称，多年以来唯有他一人经手翻阅过该卷宗，且他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去伪造凭证，以便为主顾的姓氏冠上贵族头衔。报道亦载明，预审期间所作的书迹司法鉴定，彻底推翻了被告的一切矢口否认。
公诉书详列了涉案罪状：在洛代夫，安托万·维塞克与伊丽莎白·拉瓦尔的结婚公证书中，居维利耶涉嫌在事后于页边空白、正文及签名处添缀“德”字。起诉书将该记录的时间定在1751年6月11日，而婚书本身的叙述则载为同年2月11日。《司法公报》未对两处日期的出入加以考订；后人唯有依其原貌如实备录。
涉嫌伪造公文直接触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文书，报道援引了《刑法典》第147条与第148条。法条定性道出了控方眼中擅自添字的严重性质：此一笔绝非无伤大雅的附会修饰，而是擅自变更了公证书本应记载的条款、声明或法律事实。在维塞克-拉普拉德眼中，这一凭空而来的贵族前缀，本该为他敲开跻身显贵的大门。
据报载，在庭审阶段，证人证言并未动摇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居维利耶坚执不认罪。副检察官茹维翁先生出庭支持公诉；布勒诺律师为被告展开辩护。随后，陪审团作出了否定性裁决：居维利耶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全案结局并未印证此前报道连篇累牍所渲染的指控。报端既未刊载陪审团判词之缘由，亦未细叙陪审员权衡考量之机理；它仅客观记录了裁判结果及其法律后果。添注的前缀确有其迹，书迹鉴定历历在目，辩白之词反复陈述，然法院最终并未认定罪责。后人唯有将各方事实兼收并蓄，断不可将书记官之狐疑或公诉人之推论径自等同于历史定论。
卷册深处，唯余那古旧纸页上三度添缀的虚妄前缀，以及其曾寄托的非分企图。族籍簿册历经数代沧桑，其纸上缄默从未被视作残缺；一场官司却骤然逼迫它们道出远超新人姓名的身世浮华。然而，庭审落幕之际，陪审团并未采信控方的构陷。诉讼由此终结：既未坐实一份显赫家系，亦未降罪于任何人，唯有那名被指控落笔伪造之人，在法律意义上洗净了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