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之上，只要被告拒不承认自己的名字，审理便寸步难行。1819年6月22日，在重罪巡回法庭的被告席上，首要被告依旧坚决不认“皮埃尔·柯尼亚尔”这个名字。他坚称自己是庞蒂斯，圣埃莱娜伯爵，军衔陆军中校。司法当局早已对此定谳，手握判决文书；而他亦寸步不让，自有一套说辞。庭长最终只得妥协折中，以“第一被告”相称。如此这般，法庭无需令受审之人作出这最关键的第一步让步，亦能让庭审维续下去。
一年前，仅身份这一项争议，便耗去了数次庭审。在究明这名军官所犯何罪之前，必须先确证其人究竟为谁。文书为伯爵作保，证人却指认其为苦役犯。此案的症结，绝非仅是在军装之下揪出一个从未穿过军服的市井无赖。发号施令的中校确曾浴血行伍，军中同袍盛赞其勇武与韬略。他在军旅中的勋绩，为其筑起了一道远比贵族姓氏更难以攻破的防线——诸多受人尊崇的体面军官，皆曾对他心悦诚服。
检方揭开的那段沉船往事，始于朗热的一个葡萄种植工家庭。皮埃尔·柯尼亚尔早年本欲学作制帽匠，其后投身戎行。一场盗窃罪的判决，将他送入苦役营服刑十四年。依庭审记录，他于1805年从土伦逃脱，潜往西班牙。正是在那里，他开启了第二段人生——在辩方看来，这也是他唯一的一生：征战军旅，步步晋升，继而荣归法国。在那顶“庞蒂斯”的名号之下，逃犯脱胎换骨，蜕变为高级军官。
然而，若要坐实伯爵之身，还须为其罗织亲族血脉。这可比缝制一套军装棘手得多。在连年征战、人口流离的年代，失踪人口比比皆是；户籍档案却绝不容许含糊其辞。圣皮埃尔-迪舍曼的镇长曾收到数封信函，意在寻回一份领洗记录。因册上根本查无此人，寄信人便提议以人证代之，并许以厚禄相报。当这些信件呈于庭前，被告承认皆出自其手笔；但他随即辩解道，此事关涉的是其胞兄。
苏瓦松则提供了另一番转机：那里的档案已毁于祝融，只留下一名婴儿诞生于客栈的旧日传闻。一份在公证人面前订立的“公知证书”，为这桩诞生披上了官方法定外衣。至此，这名军官掌握了其辩护律师得以当庭出示的凭据：一份手续齐备、签押俱全的合法证明。检方坚称这些证言皆由欺诈骗得；然而，此文书早已在社会间流转，叩开过无数高门，载入了官方名册。同一张原本旨在确证身份的契纸，日后却沦为了定罪的铁证。
在伯爵跻身的名流圈层中，庞蒂斯结识了颇多有用之人。陆军部前处长普雷沃的妻子本姓庞蒂斯，他便以远亲身份登门拜访。普雷沃日后详述了这份攀附而来的亲近、家族谱系的解说，以及频密的过从往还。伴其左右的，是那位被他介绍为明媒正娶之妻的西班牙女子罗莎·马森。高贵头衔就这样从纸面流入寒暄，又从寒暄化作待客之道。凡是昨日奉为座上宾的表亲，谁又会在次日清晨索要他的出生公证书？
打破这份安逸的，恰恰是另一种相识。一名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在检阅式上认出了这位军官，随即密告警方。初次被捕后，此人再度遁逃。直至1818年5月，他方才重新落入警探之手。7月2日，身份确证之诉开庭。并非所有证人都能指认无误；某些记忆早已模糊，甚至苦役营的一名前职员还将他的名字唤作“亚历山大”。在负责为其辩护的小迪潘律师眼中，证人的这些迟疑，其分量丝毫不亚于那些一口咬定者的证词。
旁听席上的一位看客维吉耶，又呈递了一段别样的交情。他曾留宿过柯尼亚尔，后者不仅曾担任他女儿的洗礼教父，至今还欠他一笔银钱。维吉耶之妻在次日庭审中亦证实了此项辨认。被告要求核验笔迹签名、面貌特征，乃至牙齿的磨损状况。凡是旁人的回忆，他绝不任其轻易吻合，必逐一诘问到底。其辩护人亦猛烈抨击警方的侦办手段：在正式庭审之前，警探维多克曾私自将维吉耶之妻带至牢狱进行对质，辩方直斥此举严重违规。
辩护方转而远赴西班牙寻访证人，试图彻底颠覆检方的时间线。倘若在柯尼亚尔身陷囹圄之时，伯爵正于半岛服役，则二人绝无合为一人的可能。一位教士依稀记得曾在此地见过他，却无法说出关键的确切年份；另一名证人则直至1812年才与他相识。这些交集虽能佐证其曾在半岛驻留，却无法构建起辩方急需的“不在场绝不可能”。被告不厌其烦地提醒证人们忆起旧日宅第、人际往还与促膝清谈。他所求的，不仅是有人记得他，而是那些古老得足以作为不在场铁证的深邃记忆。法庭准予辩方延期审理；庭审自7月2日延续至10日，继而又拖延至7月20日。
当容貌难分真伪，肉身能否一锤定音？迪潘律师出示了一份苦役犯的特征登记底册，将其记载的身材尺寸、胎记、伤疤，逐一与当事人比对，并恳请由医学行家进行严密勘验。检方则抛出其他记录予以反驳，而那些底册本身亦参差互异——检方坚称，档案本身的错漏，注定无法推导出辩方所期冀的证明。一封被截获的书信更是让辩局急转直下。此信寄予亚历山大·柯尼亚尔，信中指授如何罗织伪证，以证明被告在越狱之前便已身在西班牙。面对质询，被告坚称自己此举不过是为了昭雪真相。
1818年7月20日，法庭对身份作出裁决：原罪犯身份确凿无疑。昔日的判决必须付诸执行；至于潜逃期间的新案罪行，则另行立案侦查。伯爵当庭抗议。十一个月后，当他与其余七名同案犯并肩立于法庭时，那份抗议之志仍未减分毫。然而，争辩的焦点已然转移。此时不仅要证实逃犯冒名顶替重返人间，更须查清伪造文书与连环盗窃的罪责，分清各人所为，循着赃物与口供穷追其法律因果。
此时，一只手镯提供了远比两段记忆的交锋更无可辩驳的铁证。勒费弗尔小姐呈上了她手中残存的半截手镯，其搭扣分毫不差地咬合在案几上作为证物展示的另一半上。法官与陪审员一一传验勘合。此外，西班牙将军马蒂亦指认了数件失窃衣物。柯尼亚尔辩称赃物系购自一处名为罗德里戈的货郎，却无法传其到庭对质。他的辩护律师米约当庭力陈：持有赃物本身，尚不足以构陷持有人便是行窃之贼。凡是检方意欲一蹴而就的结论，辩方皆步步设卡、严防死守。
在侦查阶段言之凿凿的证言，此刻亦渐失明晰。尚皮尼的塞尔让对于最初辨认出的物品，言辞变得闪烁犹疑；公诉机关只得撤回针对其宅邸盗窃案的指控。逮捕现场的枪击事件同样引发了激辩：柯尼亚尔坚称自己仅是自卫还击，而手部负伤的警探并未出庭作证。检察官将故意杀人未遂的罪名交由陪审团自行斟酌，坦言该项指控在证据上尚嫌不足。一个盗用姓名之徒，并不意味着加诸其身的一切罪名皆能天然成立。
罗莎·马森亦有其独立的辩护逻辑。她对马蒂将军的频密拜访，岂能径直断定为盗窃踩点之举？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合理解释。转为担任其辩护人的迪潘坚称，对于所受珠宝的来历她一无所知，与其伴侣的图谋更是毫无瓜葛。6月26日，历经整整五日审理，陪审团裁定罗莎无罪释放。洛朗丝·洛朗、勒诺芒、索菲埃特与卡雷特亦获无罪判决。皮埃尔·柯尼亚尔被裁定犯有伪造公文及多起盗窃罪，但故意杀人未遂罪名不成立。莱克瑟朗获刑五年监禁。亚历山大·柯尼亚尔被裁定犯有暴力盗窃未遂罪，与皮埃尔同处无期徒刑，终身服苦役。
然而，对于罗莎、卡雷特与索菲埃特而言，无罪判决并未立即为他们推开自由之门。检方随即针对他们于柯尼亚尔遁逃期间为其提供护照一事，提起了新的追诉。7月17日，轻罪法庭认定三人“明知故犯”的证据不足，正式下令开释。余下的唯有两兄弟的终审上诉——7月31日，两人的判决被裁定维持原判。柯尼亚尔曾竭力捍卫自己的贵族名号，直到最后一刻才转而乞求保全人身自由；法庭将这两者尽数剥夺。然而，那些得以昂首走出法庭的无罪者，带走了一份同样明澈的司法裁量：仅仅曾在这位伪伯爵身旁生活过，并不足以使其连坐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