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2月24日凌晨四时，贝尔顿将军身着全套陆军礼服，赫然出现在图阿尔的庞巴斯宅邸前。屋内已聚集了一批附从者。将军向众人宣称：国王政府业已覆灭，临时权力机构业已成立；当务之急，唯有夺取宪兵队兵营。这番通告全然不实，然而随之而来的行动却迅捷果决。
兵营之内，一名宪兵听见门铃作响开门查看，瞬间被伏击的武装人员制伏并封堵口舌。暴徒随即分头涌入营房，将惊醒的宪兵悉数押解羁押。警钟骤响，告急的军鼓敲响了紧急集合号。自命为“自由之士”的叛乱者冲入本堂神父卧房将其逮捕；一名法官在街头被掳，一名市议员亦在市政厅遭扣押。在市政厅楼顶，起事者扯下波旁王朝的白旗，升起了三色旗。他们强行征用了马匹与车乘，又洗劫了加斯皮枪械铺的武器，旋即在各处城门布设哨卡。
贝尔顿将军通往这间宅邸的歧途，早在数周前便已铺就。1月上旬，他离开巴黎，对外宣称前往蓬蒂维探视官拜龙骑兵少尉的儿子。他辗转经由布雷斯特与雷恩。涉嫌在军中暗中策应的阿里克斯上校于1月8日离开布雷斯特，翌日现身雷恩，11日又折返布雷斯特；据史料记载，他正是在那里与贝尔顿密会。15日，贝尔顿启程由布雷斯特奔赴雷恩。其后在审讯中他供认，自己正是在雷恩应允了数名密谋者的恳请，同意出任捍卫《宪章》运动的首领。在索米尔一带谋划起事的同党力邀他亲赴前线；据博罗记载，他于2月18日或19日潜抵该地，并在图阿尔连续召集秘密会议。
兵营夺权既成，贝尔顿移步广场，一名自称南特议员、名为厄勒的男子当众宣读了两份文告。首份文告宣告旧政权倾覆，许诺保护“国有财产”受让人的地权，并废除间接税；次份文告则专向行伍士兵喊话，许以胜利、荣衔与晋升。围观人群的反应支离破碎，喊声各异：“《宪章》万岁！”“拿破仑二世万岁！”亦有人高呼“共和国万岁！”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就此被单方宣布成立，拉法耶特侯爵被封为最高统帅；巴黎的新权力中枢则被冠以福瓦、凯拉特里、瓦耶·达让松以及邦雅曼·孔斯当诸位显赫自由派议员之名。在这座刚刚羁押了宪兵、缴获了兵械的小城里，这些震慑人心的名字被抛掷于空，顿使已成定局的暴行平添了一层来自枢机权力的号令假象。面向士兵的文告信誓旦旦地宣称全法国业已揭竿而起。然而，横亘在眼前的现实，唯有长驱进军索米尔，并从城防守军手中夺下逾越空谈的实质控驭权。可这股狂热的权威，终究只在行军纵队内部奏效；索米尔全城对这套新政权一无所知，更未予承认。
起事队伍沿驿道向索米尔推进。途经蒙特勒伊时，宪兵准尉暗中遣人星夜驰赴索米尔告警。当晚七时许，索米尔市长仅携一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凛然出城迎候。贝尔顿上前攀谈，称曾在巴黎与市长相识，今番乃是“以自由之名”而来。市长当面斥其为叛匪，厉声严令其即刻退兵。贝尔顿一时愕然失据，仓促下令部众撤至桥外对岸。
索米尔的国民自卫军迅速列阵备战。起事队伍则以大车封堵道路，布置前哨以防遭突袭。贝尔顿滞留桥头阵地直至午夜，眼见索米尔城门紧闭，城内驻军亦毫无倒戈响应之迹象，终下令全线撤退。起事头目各自溃逃四散。贝尔顿流窜于德塞夫勒省与下夏朗德省之间东躲西藏，直至6月中旬方才落网。
本案中另有三十七名被告相继遭捕受审，十八人在逃。据博罗载述，审讯自8月26日起在普瓦捷开庭，一直持续至9月中旬。最终判决结果大相径庭：贝尔顿、卡费、索热、夫拉丹、塞内绍与雅格兰六人被判处死刑。卡费在狱中自戕身亡；夫拉丹与塞内绍获减刑免死。对于阿里克斯上校，陪审团虽以七票对五票认定其触犯大逆死罪，但法官多数派采纳了少数陪审员的见解，裁定开脱其死罪指控，仅以知情不报罪论处。其余人等分别被处以轻重不等的监禁与罚金。
庭审的风浪迅速越出了索米尔兵败的狭隘范畴。贝尔顿坚称其行动系与拉法耶特、福瓦、孔斯当及瓦耶·达让松等自由派议员串通而为。同谋者格朗梅尼尔曾在一份口供中将上述议员指名道姓，但他早已潜逃无踪，无法出庭受质。即便如此，皇家检察官仍在起诉书中全盘保留了这份孤证供词。他在法庭上公然承认，指控议员涉案的联结，所依据者仅是一项“道德推定”，全然缺乏确凿的物证。一名潜逃密谋者的单方陈词，就此在逃避了当庭对质核验的境况下，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司法档案。在论及拉法耶特时，检察官铺陈了一套推论逻辑：他坚称，鉴于贝尔顿与格朗梅尼尔同时涉足了另一宗图谋，后案的嫌疑自当反照前案的罪责。他明知这番推演无从提供真凭实据，却将物证的缺失归咎于幕后策动者的老谋深算——狡黠的政客向来惯以口耳密谈取代书信往来。于是，案卷中原本存在的逻辑空当，在公诉人激昂的指控词里，反倒成了被告深文周纳、阴险匿迹的确证。涉案议员曾要求对总检察官的滥权行为发起调查，终未成行。
邦雅曼·孔斯当愤而刊印公开信为自身名节辩白，并痛斥诬控者。这些信件随即被官府悉数查扣没收。孔斯当因涉嫌诽谤芒让总检察官及庭审长而遭起诉，最终诽谤庭审长之罪获判无罪，而诽谤总检察官一罪成立，被判处监禁一月、罚金五百法郎。至此，贝尔顿大案在两座截然不同的舞台上落下了荒诞的帷幕：在图阿尔，一支武装纵队假借一个虚构的政府之名僭越施暴；而在普瓦捷，一场政治清洗却仰赖一份其始作俑者已无法当庭辩护的纸面陈词定人死生。
贝尔顿与卡费被剥夺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死刑判决将行刑地分派于普瓦捷与图阿尔两地，判词逐一裁定了每名死囚伏诛之城。然而，并非所有被判死刑者皆登上了断头台：卡费在狱中自尽绝命，夫拉丹与塞内绍则获恩赦改判二十年与十五年徒刑。在同一纸判决书上首尾相连的姓名，命运却自此悬隔如参商。
据普瓦捷市地方文物志载，1822年10月5日，贝尔顿将军在普瓦捷的丸刑柱广场被推上断头台。博罗的笔墨记载，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这位将军依然沉着自持，尊严未失。八年之后，其子阿道夫终于获得市镇公署准许，在其父葬身之地树立起一座石碑。那个在破晓寒雾中匆忙宣示的所谓临时政权，其寿命未曾跨出文告宣读的清晨；然而这方墓碑，却终于在见证他走向刑场的城池里，寻得了一处永久的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