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伊丽莎白·伯克利的私物在弗利特监狱查抄一空时，讼争的焦点已远非区区房租所能涵盖。司法所需裁断者，在于时任典狱长托马斯·班布里奇究竟是奉行合法查封程序，抑或依仗权柄巧取豪夺，吞没一名在押女囚的家具与随身细软。检方以盗窃重罪提起公诉；班布里奇则抗辩称，此举纯系扣押抵偿拖欠租金。1729年12月的法庭审理中，层出不穷的估价单据、被撬毁的门锁、强行洞开的箱笼，以及各方口供中细节多有出入的珠宝细软，逐一呈堂备质。
1727年10月，数名男子登门清点伯克利的财产，宣称其拖欠前典狱长哈金斯共计五十六镑款项及杂费。现场仅召集了一名估价人，即特纳。此人本为裱糊匠，彼时亦系身陷弗利特的囚犯，居所距伯克利的牢房仅三间之隔。档案明文指出，此番清点并未依照法定正当程序配备两名估价人。特纳最初将案涉财物作价约三十镑，班布里奇随即借口需从中扣除估价佣金，勒令压低数额，终将总值降至二十七镑十六先令九便士。
双方的分歧更延伸至所抄物品之性质。班布里奇据称执意要求将布匹布料以“码”计算，而非列为必需之换洗衣物。特纳当庭陈词，依循向来惯例，此类扣押手续绝不得查抄维持生计之必需衣着。由此，床榻、器具、锅灶与衣物绝非账册上的冰冷条目：它们本是一个身陷囹圄、无力亲自掌管身外之物的孤弱女子赖以存续的起居依凭。
同为囚犯的威尔金森当庭陈述，囚室之门原挂有双锁。一把钥匙归伯克利执掌，另一把则在平达尔手中。班布里奇先是喝令平达尔开锁，复召伯克利交出其钥，伯克利断然回绝。典狱长遂派人寻来铁锤，最终以拨火棍生生将门撬开。行至房内箱笼之前，这一幕再度上演。伯克利坚称典狱长无权索要其钥匙，据在场证人指证，班布里奇亲自动手砸毁了锁头。其中两具铁箱被锁闭，第三具则用铁钉死死封固。
特纳在证词中回忆，他亲眼目睹班布里奇将银匙、戒指及其他随身细软纳入口袋，或塞入随行皮箱。他指证这批物件悉数自伯克利的财物中搜括而去，但多名证人对每一件首饰的指认，乃至究竟于何时经手拨弄，证词莫衷一是。诸枚戒指的评估价值亦相去甚远：一名珠宝匠事后估算其中一枚戒指约值十四镑。因此，特纳口述之抢掠图景，实与后续证人所呈交的精密清单存在明显龃龉。
伯克利当场抗议此乃盗窃行径。据称她曾高呼，自己乃奉国王之命下狱，因而绝无缴纳房租之理。然而，她终究被剥夺了床榻与仅有的家具。数名证人描摹其彼时陷入极度绝望之态，一人甚至证实她反复疯癫呓语“哈考特勋爵未死”——此语足见其当时心智已遭摧折，却尚不足以断定其确有疯疾。本旨在于清偿私债的民事程序，落于其身却成了灭顶之灾：私物尽被夺掠，居室荡然无存，未来归还更遥遥无期。
辩方通篇紧咬债务契据与查封扣押的法定效力不放。班布里奇辩称，狱籍与案卷足证其一切行径皆恪遵成法。特纳亦证实，班布里奇曾向伯克利提议，可延请友人代缴欠租以保全什物。反之，控方则极力证明此举实系假借寻常公务之名行鲸吞侵占之实。典狱长高踞监牢之内，独揽牢房出入大权，囚人物件尽在其生杀予夺之中，使得女囚“自愿交出”与否的问题尤显尖锐：身陷囹圄的伯克利当真拥有抗拒之权？而那些执行抄没之人，又何来擅越法度的权力？
庭审交锋之际，班布里奇极力构陷证人威尔金森。他当庭质问其收取了多少贿赂方出庭作伪证，又受何人蓄养供膳多时？法庭当即喝止了这一盘问，严辞告诫其若能举证坐实此等诛心之论，尽可按律呈堂。随后，双方又就未出庭的平达尔展开舌战。班布里奇辩称控方故意将平达尔列为同案被告，意在剥夺其关键的脱罪证人。法庭则驳斥称，平达尔受审盖因其系此案主要从犯。至于平达尔若登席作证究竟会作何供述，案卷并未留存只字。
起诉书中所列名目，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起所谓抄没之惨烈：一张羽绒床垫及配套长枕、若干毛毯、数把木椅与案桌、一面穿衣镜、一套壁炉用具、三副窗帘、若干蕾丝花边、银质餐具、数袭丝绸长裙与成匹的缎料。庭审提及的其余珍玩，皆出自伯克利拒绝开启的铁箱之内。特纳指称，班布里奇先行命人造册清点家私，继而逐一登记银器、瓷器、戒指、宝石及华服，随即暴力破开箱匣。
威尔金森的证言详尽勾勒出被查封财物的流转轨迹。那张羽绒床起先被抬入杂物间，继而被搬往多塞特码头石阶，装船运往旺兹沃思。一干私物被锁闭看管约六日之久，钥匙始终由班布里奇独揽。一张扶手椅被留给特纳修缮清洗，随后转送至威尔咖啡馆。威尔金森证实查抄之时女囚确实在场，但难保其全程未被移走。他更供述称，典狱长曾命他另寻一张劣质破铺塞入牢房，伯克利坚决拒绝寝卧其上。这些细碎口供，将狱中的掠夺与高墙之外的具体销赃之所紧密咬合在一起。
珠宝随后被携至班布里奇平素出没之所进行鉴别或变卖。门德斯·索莱斯供称，一名道格拉斯船长曾持一枚戒指登门，直言系班布里奇所托；不久班布里奇亲临，查问该宝石是否为紫水晶，并当即嘱托切割打磨。亦有一名医师携来一枚石榴石与一颗钻石；另有一枚作价十四镑的指环，曾呈于金匠过目。虽然证人之间对指涉何物、转手何人记忆偶有扞格，但其证词却殊途同归地勾勒出数件珍物脱出狱门后的漂泊轨迹。
霍华德夫人则揭露了另一起私下交易。若干女式衣裙、披肩及其他衣饰曾被送至威尔咖啡馆——彼时班布里奇正寓居于此。托马斯·韦斯特以一块金表折价换得此批衣物；除此换货之外，她未见有其他银钱交割。班布里奇甚至曾向其兜售银茶匙，遭其严辞回绝。霍华德夫人的丈夫亦证实曾有衣物运抵，却将自己目击之物与听闻自韦斯特口中的衣物作价严格区分开来。
班布里奇向法庭慨然自辩，宣称全案未能证实其有丝毫犯罪行径。他坚称手握文书，足证其一应作为皆合法循章，并恳请法庭若遇法律疑义当准许其辩护律师介入阐释。陪审团经审议，终裁定其无罪开释。博罗的编撰并未载录陪审团作出此项裁决的法理依据，亦未交代伯克利被夺之财产最终下落几何。尘封于卷宗供词之中的，唯余那张运往多塞特码头的厚重羽绒床，以及那位面对替代陋榻誓死不卧的孤绝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