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书。”伊丽莎白·塞尔利耶对买主如是说。片刻之后，她又特意分辩，自己从未声称是此书的作者。在老贝利的法庭上，1680年9月的这场审讯便紧紧纠缠于这层幽微的分界：一部文本究竟属于何人？由谁交付排印？字里行间的辞句又当由谁承担刑责？小册子《恶念溃败》赫然冠有她的姓名，印本亦经由她亲手递交，然而被告坚决否认控方证人已坐实该书制作流通的每一处关节。
这场争端并未发生在一个能让文字安享清宁的时代。数年以来，谋害查理二世的密谋传闻在宫廷、狱门与印刷作坊之间暗流涌动。叛国重罪的罗织与教派纷争纠结难解。塞尔利耶身为天主教接生妇，常年探视狱囚，更曾公然为其中数人奔走辩白。她的书册详述了这些行迹、自身的囚居岁月，以及被她指斥为政治迫害的种种内幕。书名甚至许诺揭开所谓“面粉桶阴谋”的诡谲底细——这一隐喻，直指她此前卷入的凶险政治权谋。
早在当年6月，她便已因涉嫌大逆罪受审。印刷纪要载明，那场庭审于1680年6月11日在王座法院开庭。彼时控方的关键证人是托马斯·丹杰菲尔德——官方在清查所谓叛乱阴谋时的御用告密者。庭审期间，法庭严加核验了此人持有的国王赦免令。塞尔利耶及其辩护阵营力证该赦令未能涵盖其既往的所有罪行。法官最终裁定，依呈堂证供所示，赦免文书的效力确实不及于当事人因重罪而被褫夺公权的判决。丹杰菲尔德的证词遂被悉数剔除。
叛国指控不攻自破。陪审团当庭宣告塞尔利耶无罪。然而庭长下令将丹杰菲尔德押回法庭；因未能及时回传，后者被即刻收监。这般转折并未抚平开庭前的汹汹物议，反倒给了塞尔利耶更充分的由头去公开发表自己的陈述，公开质疑那些在诉讼中曾置她于死地的构陷之词。
在《恶念溃败》一书中，她尤为详尽地转述了马车夫弗朗西斯·科拉尔的遭遇——此人曾因涉嫌运送埃德蒙·贝里·戈弗雷爵士的尸体而遭拘押。塞尔利耶记述，科拉尔曾向她哭诉过重枷、饥馁与刑讯，并指称有人曾以重金利诱其罗织伪证。她亦披露了自己在纽盖特监狱的亲身见闻，以及旁听到的有关该案另一名证人迈尔斯·普兰斯的闲言。凡此种种皆属该书单方之辞，并非6月那场无罪判决所予认证的事实。
一位名叫威廉·唐宁的印刷匠承接了这批文稿。他的证词将这场交易锚定在8月22日或23日前后：一名信使将他唤去，随后塞尔利耶明言欲将其蒙冤始末付梓印刷。唐宁指称，塞尔利耶当时坚称文稿句句属实，并许诺保他免受官非牵连。两人谈妥了按令计价的印资。唐宁印出了前二十二折；随后部分印张被撤走，余下文本转由他处接印。据他所述，塞尔利耶亲自校阅了校样。另一名印刷工罗伯特·史蒂文斯亦证实，塞尔利耶曾向他称此书为己所有，且当时正向一名代笔文书口授内容。
买主威廉·彭尼的供述则更为简短。他登门造访塞尔利耶，求购一册。她以两先令的价格售予他一本。据彭尼所言，当他询问此书是否确系其所有时，她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道自己本可在书中揭露更多内情。检控官将此语视作兼具作者与出版人身份的供认不讳。塞尔利耶却剖析这番辞句的深意：一件物件归她所有，并不等同于由她亲笔撰就。她坚决否认彭尼当时曾向她探询是否为该书的真正作者。
这般辞辩终究未能替她卸下罪责。主审法官向陪审团阐明了裁定罪名的多条路径：撰写、命人排印，抑或公开发行。法官阐释道，即便陪审团不认为塞尔利耶亲手写就了字字句句，仅凭售卖书册之举，便已足可构成公开发行。辩护防线因而被迫退守至证人亲见亲闻的实质举措之上。书册确已售出，印刷匠确曾受雇，校样确曾批改；法庭所争辩的，乃是这些举动所蕴含的法律真意，以及由此所应承担的罪责深浅。
起诉书全文征引了书中多处章节。法庭对塞尔利耶的指控绝非仅仅因其记叙了囹圄之灾。检控官直斥该书是对王室、国教权威与国家司法的公然蔑视与诽谤。控方着力挑出书中对纽盖特狱卒施加酷刑的控诉，以及关于证人收受贿赂与恩惠以作伪证的诛心之论。文本同样猛烈抨击了托马斯·丹杰菲尔德的不法劣迹。在此案的审理框架之内，症结最终收拢于文字是否构成诽谤以及发行人所应担负的刑责；至于书中所有骇人情节的客观真实与否，法庭并未逐一单独作出裁决。
法庭上的交锋却在被该书点名之人身上多有胶着。普兰斯断然否认曾受酷刑，坚称在狱中备受优待。福勒则出庭解释科拉尔之名何以卷入这场纷争：据他供述，在戈弗雷死后，一名马车夫曾向他提及运送尸体之事。他赌咒发誓自己从未与任何公爵或勋贵同赴纽盖特，更未拔剑相逼，亦无五百镑封口费之说。科拉尔本人并未现身9月的庭审。附录于小册子之后、于9月6日在伦敦市长面前所立的证词，则借其名义对一切酷刑与许诺作出了更为彻底的否认。然而这些文字仅见诸印本附录，并非庭审当场的口供交锋。
科拉尔之妻提供的证词则要拘谨得多。她陈述曾目睹丈夫身负铁镣，腿上留有伤痕，却无法证实塞尔利耶所描述的惨烈酷刑。对于丈夫事后向旁人叙说的谈话，她的记忆亦残缺不全。这份证言未能使书中的控诉化为铁证，却也让这场诉讼无法被简化为是非黑白截然对立的二元判断。证人的发声、关键人物的缺席与记忆的局限，彼此参差错落。
塞尔利耶当庭请求传召己方证人。她逐一列出曾派人寻访的名单，旋即又承认其中若干人并未到庭。法官讯问这些证人究竟能证实何事。她答称他们本可助其自辩，只恨自己未及从容筹备抗辩证据。其辩护律师亦未呈递更为详尽的辩护状。庭长遂向陪审团重申，提交审断的问题极其明晰：大陪审团起诉书所载之事实——撰写、印制或出版该书——究竟是否证据确凿？
审讯甚至出现了一场程序波折。陪审员们声称他们未能听清庭审的部分环节。法官核查其究竟听取了哪些内容；他们答复只听取了前三名证人的陈述，即关涉售卖与印制的那几位。至于其余部分，审讯纪要显示主要在于比对《恶念溃败》原文与起诉书所摘引的章句。陪审团随后短暂退庭评议。待其重返法庭，首席陪审员庄严宣判：有罪。据小册子记载，审判厅内顿时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喧哗惊呼。
塞尔利耶请求准其发言。她自陈行事出于无知，乞求法庭莫因她而累及无辜他人，并一再陈奏其家族宗亲的忠忱之节。当日并未当庭宣判。直至9月13日周一，记录官正式下达判词：罚金一千镑、缴清罚款前无限期羁押、在三处闹市三度押赴颈手枷示众、提供终身恪守良民誓约之保证，且在每次示众之时，皆由刽子手在旁当众烧毁该书若干册。审讯纪要坐实了这项判决；然而仅凭该纪要本身，尚不足以断定上述所有惩戒后来皆被不折不扣地全数执行。
两场官司自此走向了殊途。6月间，因关键证人被褫夺作证资格，叛国罪名无从成立。而到了9月，陪审团牢牢认定了发行诽谤小册子的罪愆。后一场判决并未裁断纽盖特狱中是否真有酷刑肆虐，亦未甄别塞尔利耶对一干证人的控诉究竟孰真孰伪。它所惩治的乃是另一重关节：一部冠以其名、流布于世的文本，其责任究竟由谁承担。
这部书在扉页上赫然标榜着作者之名，有印刷作坊工人转动压印机，有买主，有一纸纸推翻其叙述的供词，亦有将文字定性为诽谤的法官。塞尔利耶原欲借此让世人听闻其自白；法庭却将售书与印书的实迹，化作了定其重罪的铁证。在她竭力声索的自白之声与法庭强加其身的罪名之间，一个严苛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当一本书蜕变为呈堂证供之时，究竟谁才是它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