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克森上卢萨蒂亚的一座村庄里，第一个婴儿夭折时，并无人疑心此乃一桩罪行。三年之后，当又一名新生儿在同一屋檐下被发现气绝身亡，接生婆蓦地忆起了当年的那只摇篮。在这两个幽暗的长夜之间，死亡的性质已悄然剧变：它不再是一场令人扼腕的意外，而演变成法庭无法再置若罔闻的悬案。
1864年刊载该案的《新皮塔瓦尔》（Der Neue Pitaval）并未载明这名妇人的全名。其光学文字识别的留存文本中，仅辨识出模糊难辨的首字母“Jsch.”；发生命案的村落亦未见其名。修史者唯有直面这份历史的匿名性。据该年鉴记述，此户人家堪称殷实。丈夫经营牲畜牙行；历经十七载婚姻，夫妻二人已置下两处旅馆客栈产业。二人膝下尚育有两子，案发受审时分别年届十七岁与十四岁。然而高墙之内难免龃龉：纪事称妻子生性多疑嫉妒，丈夫则性情粗暴。此类记述固然带有十九世纪编纂者的时代偏见，却并不能确证上述家庭龃龉直接诱发了杀婴之罪。
1855年3月14日，该妇人诞下一名女婴。接生婆协助分娩后于当晚复探，并称母女均告平安。她曾主动提出留宿照料，却遭产妇婉拒打发——产妇自称困乏不堪，急欲安歇。交涉片刻后，接生婆于晚间九时许离去，年轻的母亲遂与初生婴儿独处一室。
少顷，丈夫步入妻子卧房。妻子神色惨然，告知女婴已绝呼吸。丈夫上前验看，确已夭亡，妻子则声称孩子系突发惊厥暴毙。卷宗并未记载当时有任何疑忌之声。翌日，接生婆在头天亲手包裹的小床上检视婴尸，未见外伤，亦无明显异状。随后，另一名受雇清洗遗体的妇人遭到了产妇的百般推阻，产妇坚称一切早已料理停当。清洗妇未加理会，褪去女婴衣物，周身亦未发现青紫斑痕。面对清洗妇对死因的盘问，产妇坚称自己一无所知：只道翻身查看之际，骨肉早已冰凉。女婴随即下葬；岁月流逝，村中无人料想这竟是一桩命案。
1858年11月18日，同一位接生婆再度受召接生。案卷表明，此番产下的女婴足月顺产，康健壮实；产妇脉象体征亦如常人。接生婆再次提议通宵留守，丈夫亦竭力劝说妻子应允。岂料产妇执意推脱，坚称有外人在室断难成眠。她许诺稍后若有不测，定会唤醒歇在隔壁卧房的丈夫。接生婆只得作罢。丈夫为她启开门扉，送其步入夜色。
丈夫随后折返自身房中，褪衣就寝。他并未再去惊扰妻子，只道她已熟睡安歇。宅邸重归沉寂。《皮塔瓦尔》的笔触赋予了那一夜异乎寻常的静谧，然彼时的案卷无法度量深宵的暗流：产妇孤身面对婴儿，余者皆沉入梦乡。
未几，一阵急促而剧烈的捶门声将丈夫惊醒。他仓皇奔入内室。妻子呼道：“天哪，快过来，你难道没听见吗？我已喊了数声；这孩子又没了气。”丈夫惊诧于新生儿何以夭折如斯之速，遂质问是否因襁褓束缚过紧所致。妻子断然否认，辩称婴儿猝然剧烈抽搐数次；及至抱入怀中，早已断气多时。面对丈夫责怪其遣走接生婆的怨言，她推托称留人过夜招待不周。旋即她截断了话头，自称极度疲惫需行歇息，且执意要将婴尸留在床榻身侧。丈夫无奈，只得退回己室。
次日晨八时许，接生婆如约折返。母亲当面宣告了死讯。那具冰冷僵硬的婴尸已不再置于小床，而是被挪放于一张长沙发上。接生婆目光如炬，赫然在婴儿颈项两侧辨认出两道青紫痕迹，显系外力压扼所致。面对追问，产妇矢口否认有所作为。接生婆当即正告，此事关乎人命，必当立案呈报。听闻此言，产妇立时哀求勿要毁了她与阖家生计，并许诺倾其所有任由索取。官府法办之威慑，当场逼出了一场苟且的利诱交易。
恰在此时，丈夫亦迈步入室。接生婆的指控令其心胆俱裂，厉声责问妻子究竟作何恶孽。妻子起初妄图息事宁人：“由它去吧，一切都会过去的，我自会通过祈祷求得宽恕抹平此事。”然而此语未能驱散半点疑云。同日，法庭推事亲临勘验讯问；遗体被迅速移交法医尸检，其结果悉数载入年鉴。妇人终告崩溃，坦承亲手戕害亲生骨肉。她详述了蓄意闷扼婴儿之经过，并招认曾用布巾紧勒其颈。勘验报告指出，尸检结论与自白高度吻合，且证实女婴确系活产顺产、具有独立存活能力。这绝非惊惧妇人的胡乱招供：其口供在物证尸检面前得到了确凿印证。然而，上述法医细节系由当年的司法纪实辗转留存，原始勘验宗卷并未得见独立复核。
司法调查并未止步于第二具婴尸。颈部扼痕与确凿口供，促使司法官重新调阅1855年旧案。在重重诘问下，妇人终承认三年前长女出生当晚，亦是在接生婆离去后不久，被她以布匹活活勒死。当年所谓“惊厥暴卒”之谎言，彻底被故意杀人之自白击碎。然而，长女之遗骸既未起掘，亦未行剖验：这一物证缺失具有至关重要的程序意义。对于次女，有法医病理结论与自白相互印证；而对入土三载的长女，法官手中仅凭该妇人的孤证自白与昔日家人的残存记忆。曾被裹挟于不幸假象之下的初次命案，至此正式载入司法刑册。
妇人缘何连戕骨肉？年鉴罗列了数种作案动机，却未能如核实口供般确凿定论。该章披露，调查查实其第一名女婴系通奸所生之私生女。至于第二名女婴，纵使推事明言婚内杀婴将招致更为严酷之刑罚，产妇仍矢口坚称其为丈夫血脉。然而，通奸之耻不足以全释初次行凶之动因，更遑论解释次女之死。年鉴编纂者进而揣测：或许其唯恐家业田产日后遭外姓女婴瓜分，企图以此保全前房二子之继承特权。诸如此类，皆属编纂者假十九世纪道德与社会偏见所作之推论假设；绝不可将其与法庭审判确认的法定动机相混淆。
该妇人自身招认，早于分娩前数周便已萌生戕害次女之恶念。她坚称最终痛下杀手，乃是接生婆离开房舍之后方始决意。编纂者对此供词大加辩驳：在其看来，产妇执意驱逐接生婆离去之举，恰恰坐实其早有蓄谋。论及次女之死，妇人自供曾深受丈夫对待方式之困扰，心智饱受弑婴执念之煎熬，甚至曾试图高声呼唤邻室之丈夫。她坦言深知此举乃不可饶恕之重罪，亦明晓杀人者必遭律法严惩；然而，那股杀念却如附骨之疽卷土重来。法庭对这一精神状态辩解展开了审理，然年鉴裁定，无任何证据表明其行凶时丧失了行为辨认与控制能力。至于卷中关于“妇人心智孱弱与性情偏狭”之评述，概属1864年编纂者之时代偏见，断不可视为现代精神医学之诊断依据。
法庭在终审判决中对两起命案作出了严格区分。因杀害婚内所生之次女，该妇人被依律判处死刑。鉴于次女之命已科处极刑，法庭遂未对长女之死另行追加刑罚。卷册亦载明，彼时行用之实体刑法对于杀害非婚生婴儿之惩处相对较轻；然而，此种区别对待绝非意味着免除其1855年杀婴罪责。惟死刑终未付诸执行：蒙君主下诏特赦，死刑被减为终身监禁。
依《新皮塔瓦尔》所载，这起一度因早早安葬而草草收场的家庭惨案，至此尘埃落定。重新揭开阴暗历史的，既非村落间的流言蜚语，亦非惊心动魄的掘墓开棺，而是一名接生婆重返同一座摇篮旁的职业敏锐。她辨认出了致命的痕迹，提出了不容闪躲的质问，继而拒绝被金钱所收买封口。第二名女婴的夭折并未自行揭开1855年的全部隐秘；然而，她却以自己的鲜血，迫使这座沉寂的深宅大院交代出深埋的所有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