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孩童食用了在布赖顿购得的巧克力夹心软糖，数分钟后便气绝身亡。庭审之上，医师确认了番木鳖碱中毒的体征；然而，毒物究竟是否源于该糖果铺、又系如何渗入其中，起初却无人能予断证。将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推至陪审团面前的案情脉络，交织着受托跑腿的街童、药铺账册、匿名信函、一位有妇之夫的医师，以及一场关于神志失常的医学辩难。控方指称，被告蓄意将嫌疑转嫁于无辜糖商；辩方则反驳道，证据链条存在断裂，而被告之心智状态，断非片言只语所能定谳。
布赖顿的软糖
1871年6月12日，O·D·米勒在布赖顿糖果商约翰·梅纳德铺中购得数枚巧克力夹心软糖，并将其中一枚分与年仅四岁的甥儿西德尼·阿尔伯特·巴克。幼童随之身躯僵直，号哭而卒。舅父本人在尝过另一枚软糖后，亦自述出现令人心悸的不适症状。外科医生理查德·拉格于孩童抽搐发作时赶抵现场，然尸检并未发现显见死因。化学家亨利·莱思比受命检验梅纳德铺中另行购入的一包软糖及死者胃内残留物，终在其中检出番木鳖碱。
这一界分至关重要。莱思比固然验明了毒物、确认了中毒征象，却未能单凭化验断定纸包中遗留之样本即为西德尼吞食之物，亦无法证明毒物是在何时何地被掺入其中。案情正是在这片未决的空隙间徐徐展开：死亡无可置疑，毒杀合乎情理，然而毒物的流转轨迹，仍有赖于证言与严密的司法推论。
伍德夫人的化名
药剂师加勒特的毒物登记册，将调查者引向一名自称“伍德夫人”的女客。3月28日，该女子以诱杀野猫为由索购番木鳖碱；她留下了萨里郡金斯顿的住址，并邀来卡罗琳·斯通作为交易见证人。加勒特售予其十格令毒药。4月15日，该女客复返，称前药未见其效，复购十格令以除恶犬。斯通证实曾两度陪同该女子购药，但在法庭之上，却未能确凿指认被告即是其人。
及至6月，一名男童向加勒特递交了一张托名格莱舍与坎普药房的代购字条。纸上地址纯属虚构；然而，在收到初次便条与孩童带回的一枚硬币后，加勒特仍配发了一达拉克木的番木鳖碱。7月间，一封伪托死因裁判官名义的公函调阅了药房的毒物登记册。待账册归还时，伍德夫人购药记录前的一页已被撕去，唯独记录番木鳖碱交易的条目尚在。加勒特无法指证何人毁损账页；此事遂成为控方之一项佐证，却非目击埃德蒙兹亲手所为之直接证据。
另有数名街童供称，曾受雇于一名妇人代买巧克力，对方付予佣金，且偶有命其将糖果退回调换之举。乔治·布鲁克斯与威廉·泰当庭指认了被告。十一岁的亚当·梅则言辞审慎：他称被告与雇其跑腿之妇人相貌相似，却不敢断言必系同一人；对于妇人交还的糖果袋是否即为原物，他亦无从确知。法庭所采信的比对证言因而强弱互见；而恰是这名最为犹疑的孩童，勾勒出了退换糖盒过程中被施以调包的可能。
移祸之嫌
梅纳德坚称铺内从未存有任何毒物。此前曾有女客向其声称巧克力致友人抱恙，他遂将店内糖果送检，结果皆呈纯净无虞。死因裁判调查于6月13日展开，后延期至22日。埃德蒙兹届时竟以证人身份出庭，声称自己亦曾因食用该铺甜食而感不适，并已向梅纳德提出警告。庭审纪要载明，裁判官认定其意在将下毒之咎嫁祸于糖商。裁判陪审团最终裁定死因为意外；然而蓄意谋杀的疑云，仍未消散。
死因调查告讫之后，阿尔伯特·巴克接连收到数封匿名信。警官吉布斯将信中笔迹与埃德蒙兹致其本人的回函相比对。辩护律师当庭质疑其鉴定资质；法官则阐明，依法任何常人皆可比对字迹，其证明力当由陪审团裁量。控方力陈，此类匿名信与冒名申购毒药的伪函，皆系被告为掩盖毒物源头而设之障眼法。然而，检控官之定论与证人亲见之间仍存鸿沟：未有任何证人曾目睹被告着手书写此类信件。
案卷之中，尚载有一桩向埃米莉·比尔德赠送巧克力的往事——后者系一名医师之妻，而埃德蒙兹曾与该医师过从甚密。控方主张，1870年12月，被告曾赠予其一块可疑糖果；受害者因察觉味异而吐出，未致严重损伤。检控官以此为这桩阴谋之开端，指称在比尔德医生起疑之后，被告遂起意栽赃梅纳德。此节虽有助于阐释所谓作案动机，却非陪审团当日受命审理之核心罪名。
陪审团面前的双重之问
1872年1月15日，案件于中央刑事法院开庭，由马丁男爵主持审理。控方指控梅纳德铺中售出之软糖遭被告调包或投毒。辩护律师帕里首席大律师并未否认曾有孩童在其他场合获赠有毒甜食，但他紧扣谋杀罪指控的关键节骨：幼童梅受雇购糖之日，与西德尼食糖夭折之时，其间相隔整整十日，而店内雇员每周皆在售出存货。何人能证死者所食之软糖，必属埃德蒙兹所染指之物？物证链条的连贯性存疑，非属细枝末节，实乃辩方就客观事实构筑的核心防线。
辩方的第二项辩护，直指刑事责任能力。埃德蒙兹之母出庭陈述，其夫、一子及另一女皆患有心智疾患，被告本人亦曾屡发偏瘫与癔症。出庭医家之见解并未归于一律：伍兹医生认定被告无力评估自身处境，无法如常人般辨识善恶；罗伯逊医生认为其徘徊于犯罪与狂乱之界域，却又承认其神智清晰、未见谵妄；莫兹利医生则论及其道德情感之缺失，将其与精神失常相勾连。凡此医学判断，皆带有十九世纪之时代烙印；凭案卷纪要，万不可将其附会为今日之确诊。
帕里援引了这一家族病史，但声明将埃德蒙兹是否心智丧失的裁夺权交付陪审团。法官归纳出两项待决之问：其一，被告是否确曾将淬毒软糖转递至孩童之手；其二，若果系其所为，案发之时其心智是否健全至足以承担刑责？法官严正提示，案发时的精神错乱须有确凿明证。陪审团于下午四时前退庭评议，不足一小时便告复庭：罪名成立。《观察家报》（The Spectator）于1月16日周二刊布了这一死罪判决。在庭上，埃德蒙兹随即请求就其余指控一并受审，并欲将自身与医师之纠葛全盘陈述；法官驳回了该项请求，宣称审判须严格限于西德尼一案。
判决与归宿
死刑宣判既下。书记官旋即依例询问被告，是否有任何“阻却判决执行之由”（in arrest of the judgment），继而问其是否怀有身孕。埃德蒙兹低声称自己已有身孕。法庭遂召集妇人陪审团当场验身；众妇人裁定其并未受孕。此项旨在裁决是否暂缓执行之程式，既未解答谋杀之实，亦无涉其精神责任能力。
《年度纪事》的记载续称，其死刑判决其后因确诊精神失常而获豁免。1872年5月的一场议会辩论载明，她已被转送至布罗德莫精神病院，并指其系在判处死刑之后被正式核定为精神失常；内政大臣明确将此种处遇与苦役监禁划清界限。因此，陪审团之裁决与此后之司法地位绝不可混为一谈：审判陪审团驳回了无责任能力之抗辩，而其后之行政与司法决定，则在其刑罚执行与羁押安置层面承认了其精神状态。囚徒已被定罪，但终免于走上绞架。
本案留给后世的，与其说是一个确凿的答案，毋宁说是一连串司法的门槛：涉案巧克力究竟是否一路追溯至孩童吞食的那个纸包？笔迹比对当真足以铁证其作者？医学在何种节点下方能阐明罪行而不至僭越法律？法庭定谳了克里斯蒂安娜·埃德蒙兹的罪责；然而彼时的喧嚣争议，乃至其后收容于布罗德莫的结局，皆昭示着关于责任归属的论辩从未因判决而终结。这便是司法纪事的局限所在：它留存了言辞、蛛丝马迹与裁决，却从未赐予我们一把钥匙，得以直窥罪念萌生那一刻幽暗莫测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