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7月10日清晨，欧什重罪巡回法院的门扉，终在黎明起便围堵于此的汹涌人潮前失守。《审判官报》的庭审纪要如是描摹：旁听长椅早已人满为患，专设的仕女席位捉襟见肘，传唤而来的证人甚至不得不暂押于另一侧厅。被告席上，遗孀欧菲米·韦尔热斯与里格珀的老教师约瑟夫-奥迪隆·梅扬并肩而坐。人群趋之若鹜，绝非仅为听闻一桩砒霜命案——数月以来，乡野间早已流言四起，盛传这位年轻遗孀是在旧日密友的协助下鸩杀亲夫，以独揽其巨额家资。
亨利·拉科斯特于1841年迎娶了自己的甥孙女。他在热尔省坐拥庞大田产；报端风传其身家约达七十万法郎，然此数字仅属坊间估值，并非严谨的家产清算。据《审判官报》所载起诉状所述，一份遗嘱已将这名少妇立为产业的唯一继承人。彼时亨利年近古稀，而欧菲米尚值芳春。如此悬殊的年岁差、巨额家私、证人声称曾听闻的夫妻龃龉，加之两人补办的宗教婚礼，无一不为喜好编织轶闻的小说家提供了绝佳的素材。然而，合乎情理的推想，终究不能等同于律法上的确证。
依庭审起诉方之辞，祸端爆发于1843年5月的里格珀集市之后。据说亨利归家时便觉身染不适，继而剧痛发作、呕吐不止。及至庭审，证人们对病发的确切时刻、连续呕吐的夜数，乃至病患发作前的体况，早已各执一词。《审判官报》的早期文字排印偶现错讹变形之年月日；本纪实依循全案审理脉络，取1843年5月为准，搁置有误字样。公诉人指控梅扬曾在集市上劝亨利饮酒。亦有证人复述了据称出自梅扬之口的言辞，然而事隔数月，模糊的回忆无论如何也无法坐实那只杯盏中究竟盛有何物。
数日缠绵病榻之后，亨利溘然长逝。最初的官方传闻只道是寿终正寝，岂料投毒致死的流言旋即在邻近各乡镇不胫而走。公诉人坚称，欧菲米身为遗产继承人，亨利之死于她大有裨益，而梅扬则是从中襄助的同谋。两人间的亲密往来与若干笔金钱运作，更滋养了“事成平分家产”的构想。然而报界亦披露，亨利生前与周遭亲友素有嫌隙，其本身宿疾缠身，饱受疝气与顽癣折磨，且素有自行调配丹药服食之癖好。因此，假想的作案动机既无法坐实死因，亦不足以指认行凶的黑手。
掘墓开棺的裁决，终使乡野流言演化为正式的司法大案。《审判官报》载明当局于1843年下令开棺；鉴于原始翻印文献中具体日期模糊莫辨，此处不作妄断。药剂师与法医剖取了内脏脏器、土壤样本以及裹尸布上的残留物，加封移送。欧什本地的化验起初结论模棱，随后检出了砒霜痕迹。佩卢兹、德韦尔吉与弗朗丹等来自巴黎的名宿专家进一步断言，在死者的肝脏、肠道及肌肉组织中均确证有砷存在；而掘出的泥土中则未含此物。至此，尸身蕴毒已是不争之实；然而，毒物究竟于何时、经何种途径渗入骨血，仍是悬而未决的疑窦。
在陪审团面前，科学界自身亦未发出统一的声音。德韦尔吉坚持认为砒霜系亨利生前摄入，断言其中毒致死，排除了嵌顿疝的致死可能；弗朗丹亦附议砷中毒即死因。然而另有专家持论审慎：康帕东医生认为，纵然可以认定属于致死量中毒，亦不能遽断其出自蓄意谋杀；莫拉医生则提出死因或系多种病症交织而成；专家们更为砒霜的分量及其所能推导出的结论争论不休。新闻报道自无法替代详尽的法医鉴定原件，但已然勾勒出该案的核心关隘：检出毒物、阐释死因与证实蓄意谋杀，实乃三截然不同的法理命题。
辩护方将立论基石落于亨利经年累月的自疗习气之上。据说他曾用药膏摩擦以疗顽癣，并长年吞服各色秘方药剂；庭上甚至提及了当时医界已知的含砷制剂“福勒氏液”，但并未能证实亨利临终数日确曾饮用此药。欧菲米供称，丈夫生前常自服一种泛白色的药饮，且惯于自行调配药剂，她自是不知其中是否掺有砒霜。法医学家们就毒性剂量的预期效应、口述之病象、体内吸收过程及体表擦敷的渗透性展开激辩。庭审记录中没有任何实据能断言死者自疗即可解释体内砒霜的来源；然而，这一假说既已递呈陪审席，要查核辨正，便必须严格厘清医学假说与确凿实证的界线。
关于死者夫妇日常生活的证言，同样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向。数名男证人宣称亨利常自叹命途多舛，偶有更改遗嘱之威胁；另有人则力保夫妻二人一贯琴瑟和鸣。一名证人声称，亨利曾私下吐露欧菲米恐会对他下毒，旋即又承认这番骇人听闻的言论出自死前某次语焉不详的交谈。另一名证人则坚称，死者在集市上曾言及梅扬劝其饮酒、令其大感不适；此说虽暗合公诉方之主张，终究不过是证人对亡者生前言辞的单方追忆。与此相对，名医们对病征的法理判定莫衷一身，而目睹病程的见证者们对病情演变的陈述亦大相径庭。
财务往来的审查虽使指控看似更趋具体，却未能形成致命一击。梅扬坦陈曾自欧菲米处支取一千七百七十二法郎，但辩称此款纯系早先借予女方的垫付款项。此外，一纸涉及四百法郎年金的书契亦成争辩焦点：梅扬矢口否认其存在，欧菲米亦坚称未曾署名。控方将此视作酬谢凶嫌的利益输送；辩护律师则反驳称，上述资金流动皆有合理解释，且多名证人的证言早已被私人恩怨所玷污。金钱授受固然凿凿可考，然其与谋杀命案之间的因果关联，绝非理所当然。
随着庭审层层推进，关于妇德伦理与宗教教规的纠葛，竟与毒理学争辩杂糅一处。法庭甚至论及当年两人何以在卧室而非教堂内完婚——尽管当庭宣读的信函证实此举曾获主教特许。报道称，这一细节在旁听席激起轩然大波，部分听众甚至仅凭这一逾矩之举便在心底给女被告定下了死罪。审判长当庭告诫陪审团：论辩之轻重唯凭其证据价值而定，不论其源自何方。此一幕既照出了法庭的威仪，亦折射出报界的生态：陪审员受命抽丝剥茧考量证据，而浮躁的看客却妄图从私德瑕疵中寻求更为轻巧的审判。
及至辩论尾声，两名被告均拒绝再为自身做任何补充陈述。公诉机关力主二人罪名成立，辩护律师则各自对各项指控逐一拆解击破。《法庭公报》7月17日所刊题为“7月14日庭审”的记录显示，审判长归纳了控辩双方的要旨，声明自己仅作客观陈述、不掺杂任何个人偏向。正午十二时三十分，陪审团退庭评议。据该报所述，陪审团对起诉书的所有提问尽皆回答“否”；审判长随即宣读无罪判决书。然而，《审判官报》在7月17日至18日的版面中，却载有一场题为“7月15日庭审”的记录，并补述了一封宣布拉科斯特夫人与梅扬无罪开释的电报。两报于终审之确切日期上见解相左，然其判决结果，则确凿无疑地见诸双方纪要。
散庭之际，报纸如实描摹了场外的掌声雷动、广场上交头接耳的阵阵人群，以及欧菲米在辩护律师陪同下乘马车返回里格珀的背影。这些定格的画面，终究属于前方通讯特派员的笔墨绘景；判词本身则冷峻得多：陪审团悉数否决了定罪所需的肯定性答辩。它宣告了两名被告的无罪，却未曾、亦无法单凭一纸判词向世人揭示那些砒霜的真正渊源，抑或亨利·拉科斯特行将就木的那些时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毒物确已查出，名医亦解构其毒理，四邻复述了生前怨语，控方勾勒了谋财图财的机心。然而，在客观物证与罪责归属之间，横亘着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这一场审判终究未能将其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