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10月18日，一封发自都柏林城堡的公函，彻底推翻了城郊军营内军事法庭作出的无罪判决。康沃利斯勋爵雷厉风行，下令即刻解散该庭，并将休·沃拉汉从民团义勇骑兵中开除。就在三天前，法官席上的军官们刚判定他在托马斯·多赫蒂之死一案中无罪。在这两道截然相反的政令之间，同一个核心问题呈现出双重裂痕：法庭是否坐实了这桩谋杀？而政治权力又能否容忍这样的判决？
这份审理实录见诸查尔斯·汉密尔顿·蒂林（卒于1850年）所著《爱尔兰叛乱史》1876年版附录。这部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史著重印了庭审记录与总督信函，却并未自诩为严谨的官方逐字速记；因而诸般言论只得作为转述证言观之。然而，字里行间清晰展现出叛乱政治是如何渗入法庭的——它并非作为虚浮的布景，而是深植于对证人的每一次诘问之中。
据诉卷所载，案发于10月1日威克洛郡的德尔加尼。米德尔顿小镇的义勇骑兵休·沃拉汉受到指控：称其闯入托马斯·多赫蒂家中将其枪杀，且是在查尔斯·福克斯与詹姆斯·福克斯的怂恿下行凶。同段记录补充道，詹姆斯·福克斯亦被控开枪射击玛格丽特·巴里。此案虽以沃拉汉之名立案，但在卷帙推移中，福克斯二人同样作为被告频频出现，文中却始终未对二人的命运给出独立而完整的裁决。对记录中的这一龃龉，治史者切忌妄加揣测。沃拉汉在庭上坚决作无罪抗辩。
法庭首先传唤死者之母玛丽·多赫蒂出庭作证。据她陈述，上周一（即10月1日），沃拉汉径直闯入她家，厉声盘问屋内是否有叛匪。她回称仅有一个患病的少年在屋。来人质问他是否为多赫蒂的长子，少年起立应承。玛丽紧接着指证对方出言恐吓、欲取其性命，随即扣动扳机。枪初次未响。她说，此时有名叫查尔斯·福克斯者踱入屋内，但她特意辨明，此人并非站在此刻被告席上的那名男子。
在她随后的叙述中，为了护子，她伸手夺枪试图拨开枪口。枪响了，子弹击中了儿子的手臂；沃拉汉退出房门，旋即折返，第二枪击中了托马斯要害。玛丽自称，在儿子咽气时，她正紧紧抱住他的头颅。她是惨案现场最核心的目击证人。记录显示，死者的妹妹埃丝特·多赫蒂案发时亦在屋内，其后就相同细节接受质询，证实了母亲的说法。另一名姐妹则在枪击发生前便已离去。
在玛丽的证词中，詹姆斯·福克斯所涉有限：她称见到詹姆斯荷枪立于屋外，就她所知，并未直接插手此事。她直言对他并无怨怼之词。玛格丽特·巴里随后被传唤到庭，记录扼要收录其回答：称自己对詹姆斯·福克斯以及在场的诸位囚犯并无任何指控。因此，卷宗中针对沃拉汉的罪证，主要系于玛丽的口述及埃丝特的简短印证；至于其他被告，案情脉络则更显模糊支离。
随后的交叉盘问迅速将焦点从命案现场转移到了政治忠诚之上。辩方反复诘问玛丽，其夫与次子是否参与了叛乱，次子是否在邓博因与国王军队激战时毙命。玛丽答称次子尚在人世且安分守己；至于死者托马斯，她承认他曾被指控附逆，但坚决否认曾见他持械作战。她辩解称，儿子确曾作为叛嫌被拘，后因病体孱弱被移送至巡逻警戒船上，终在康沃利斯勋爵与拉图什夫人的过问干预下，才得以转入海军医院。死者的过往由此成为辩方脱罪的盾牌，尽管并无任何证人能将叛乱嫌疑径直转化为剥夺其生命的合法依据。
一份手写文书亦被作为物证呈堂。华莱士防卫军士兵理查德·伯恩声称，在死因裁判官展开调查当日，他在德尔加尼墓园捡拾到了这页纸片；他起初误以为是钞票，后将其呈交戈尔上尉。伯恩目不识丁，全凭友人告知文书内容。记录显示那是一首反歌，却既无确凿证据坐实作者，更无法证明出自托马斯手笔。该物证加深了法庭对这户人家的疑忌，但其来历与真伪均极显脆弱。
伯恩继而声称，入春时曾目睹多赫蒂一家操练木杆与长矛，并转述了一句托马斯邀其入伙的话语。辩方另一证人E·韦曼亦证实，该家族早已背负叛匪之名。他供称6月初玛丽曾将藏有皮革等物件的布袋寄托于他；当他向她陈说叛乱之后果时，玛丽咒骂了那些挑起事端者，痛陈兵燹毁了她的家门。这些供词终究无法证实10月1日究竟是谁扣动了扳机。它们不过是为死者与其母勾勒出一幅政治画像——辩方以此作为杀戮的抗辩理由，而控方则斥其为偏离命案实质的障眼法。
军事法庭随后宣布休庭，直至10月15日周一复审——印刷纸页上此日期确凿无误，纵使光学识别偶有讹误。托马斯·维卡斯随后就多赫蒂先前的羁押经历出庭作证。他表示据其所知，多赫蒂是在持械时被俘，受过另一军事法庭审讯，被发配船上，后获释免。然而维卡斯不知晓多赫蒂是否领有效忠通行证或宣誓效忠，亦未曾听闻其获释后有何附逆之举。在此处，转述所闻与亲历实据之间的鸿沟，远非其笃定的言辞所能弥合。
证人艾萨克·萨顿陈述，5月间他在朗德伍德附近沦为叛军俘虏时，曾有一名叫托马斯·多赫蒂的男子看守过他。当法庭责令其指认死者时，他坦承记忆模糊：自脱险后便再未见过该人，断难指认当年看押自己的多赫蒂是否就是被杀的托马斯。这番犹疑虽未推翻母亲的证言，却深刻折射出此案的地域图景：在这一地区，姓名、拘捕与政治阵营，全被绞缠在一张流言与间接见闻构筑的网络之中。
最为致命的关节点，源自下士乔治·肯尼迪的供词。他言之凿凿地称，阿姆斯特朗上尉曾在多赫蒂身亡前下达过一道指令：成队巡逻的义勇骑兵，凡遇公认或涉嫌叛乱之人，无须押解带回，可就地格杀。肯尼迪宣称曾向全队传达此令，并确信沃拉汉亦在听闻之列。然而，当被追问10月1日当天是否确有巡逻队派出时，他却茫然记不得。他的证言所昭示的，仅仅是一条风闻的规例，而非案发当天颁布的具体指令。
海斯中士亦出庭宣称，阿姆斯特朗曾扬言对叛嫌可击毙或施绞刑，他自认享有此等行事特权。汤姆林森中尉亦描述军中存在不成文之通例：据其理解，乃是毋须押解囚犯，对公认叛乱者可立地正法，但他坦言不知此项训令究竟源自何方。数名军官亦出面担保沃拉汉在军中的品行：赞其严谨戒酒、恭顺服从、勇敢过人，抑或素怀仁慈。这些关乎品格的赞誉或可装点其名声，却丝毫无法裁断案发当日玛丽家中那惨烈的一幕。
两套案卷叙事就此平行对峙：一边是玛丽泣血控诉被告枪杀其子，全家矢口否认托马斯曾涉战火；另一边是士兵们竭力以“格杀叛乱嫌疑人”的军令自辩，却无一人能证实10月1日当天曾有特定的巡逻队奉命搜捕多赫蒂家。记录载明，在辩方结案、律师宣读抗辩词后，法庭宣布沃拉汉罪名不成立。案卷既未载录审判官的裁判基准，亦未详述其评议细则；因此，这一无罪判决究竟是基于对罪证的合理怀疑，抑或偏袒，已成历史悬案。
旋即而来的，便是都柏林城堡于10月18日发出的严旨，署名由秘书H·泰勒签发。公函痛陈总督对该裁决深表震怒，直斥这是一起在铁证如山之下对谋杀罪犯的枉法纵容。总督断然下令：即刻解散该军事法庭，将沃拉汉从义勇骑兵中革除，并永不录用于王国境内任何武装序列。信末附言勒令，日后若有其他案犯受审，须另行召集法庭，严禁首任法庭的军官再度列席。
然而，存卷并未提及推翻判决或启动二审的司法裁定。它仅仅记录了一记冰冷的官方否决与行政惩治；附言虽着眼于未来受审之囚犯，却无片语证实沃拉汉曾被再度押上法庭。在这份流传至今的文献里，母亲控诉过了，士兵拿军令遮掩过了，法官予以开脱了，而最高权力又将其庭击碎了。托马斯·多赫蒂的死固然是风暴的核心，但历史所沉淀下的叩问，更直指内战疮痍中的司法正义：当权力的层级链条自身已然支离破碎，那一记夺命的枪响，究竟该由谁来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