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7月9日，在拉斯敏斯，艾伦·伯恩将儿子卢克叫进了那间紧闭数日的卧房——她的丈夫奥古斯汀·伯恩此前一直闭门不出。此时奥古斯汀面朝下俯卧在床榻上。卢克唤来兄长约瑟夫，二人将遗体翻转过来，只见其耳廓已然发黑。卢克回忆道，艾伦当时连声抗辩：“噢，不，绝不是这样！”约瑟夫则记得母亲催促他快去延请医官。首位赶抵现场的药剂师阿瑟·哈维见死者身躯浮肿、面庞发黑、舌尖外抵，口鼻间尚残留混有血迹的体液。哈维推断其死亡已达四至五日，但亦承认仅凭简略检视，尚无法断定死因。
这桩悬疑由此贯穿案情始终。那扇房门虽将伯恩夫妇与宅第内的其余人等隔绝开来，却未能封锁其间的重重疑窦。在全家人误以为夫妇二人正避世独处的这一周里，儿子们曾叩响房门，仆役曾送入酒瓶与餐盘，邻人亦偶闻室内传出的私语。除艾伦之外，无人能确凿断言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而艾伦本人给出的时间线亦是颠三倒四、自相矛盾。
奥古斯汀与艾伦·沃尔于1833年结为连理。艾伦当时身为遗孀，在前一段婚姻中育有四名子女，其中三个儿子随夫妇同住。证人们声称，除却酩酊大醉的狂饮期外，夫妇二人平日大抵和睦。然而，一旦纵酒期降临，整座宅邸便面目全非。奥古斯汀与艾伦曾数度将自己反锁室内达数日之久，有时在楼上寝居，有时在奥古斯汀的房间。正餐寥寥无几，酒水却源源不断地自门缝递入。家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并未在第一时间察觉异样。
6月30日深夜，奥古斯汀自贝柳斯敦赛马会归家。继子约瑟夫撞见他正在咀嚼鸭肉，神色似有醉意。此后数日间其状态如何，各方陈词莫衷一是。次子卢克称，7月3日周日当天，他曾窥见继父卧于床上，看似沉睡，自己仅停留了不足一分钟；当晚，他听见一声低沉的吼叫，辨出是继父的嗓音，随后便归于死寂。隔门窥视的约瑟夫则见其仰卧，虽以为奥古斯汀尚在人世，却未曾上前探视鼻息。
亦是在那个周日，几名少年试图索取食品储藏室的钥匙。艾伦拉开房门，坚称钥匙不在手中，并在儿子们试图踏入寝室时竭力阻拦。她当时酩酊大醉，以致跌倒在地。幼子瓦伦丁随后在壁炉架上寻得了钥匙。约瑟夫旋即听见母亲与奥古斯汀的对话：母亲似在严词责备，而对方则报以一声不耐烦的咕哝。邻人保罗·巴里亦隐约听见房内有人言语，虽未辨明字句，亦未闻搏击之声，但他证实两人的争吵向来屡见不鲜。
自此之后，时日渐趋模糊。一家人在楼下用膳，其间偶有叩门，偶有人步入室内片刻。某日，瓦伦丁自半掩的门缝中接出一只脏茶杯与一个啤酒罐，房内景象无从窥见。母亲嘱他再去打些啤酒。年仅十岁的瓦伦丁既记不清具体是哪一日，亦无法确证自己事后是否将斟满的酒罐送回，其证词始终闪烁犹疑。
家仆克里斯托弗·托尔特给出的供词最为详尽，但在日期与送递物品的细节上亦显杂乱。周二那天，他自认听见奥古斯汀索要一品脱威士忌。一只裸露至肘部的男子手臂自门缝中探出，递出钱币；待托尔特购酒归来，门内那声音竟责备他耽搁太久。他未能得见其面容，事后更承认那声音与奥古斯汀素日的语调大相径庭。接下来的数日里，艾伦陆续接下了朗姆酒、水煮鸡、草莓等吃食。托尔特始终未能看清房内光景——艾伦每次仅将房门侧开一线以容餐盘递入，身躯更严实地遮挡在门后。
自周二过后，托尔特便再未听闻奥古斯汀的声息。周五，艾伦尚在挑拣鱼贩送来的鲜鱼；翌日清晨，她吩咐准备两盏清茶、两片涂黄油的烤面包及一瓶波特黑啤。稍后，托尔特见她折返卧房并反手掩门，就在那一刻，一股前所未有的恶臭扑鼻而来。隔壁邻居巴里在前一日便已在紧贴隔墙的自家屋内嗅到一股恶臭，彼时只道是死去的禽兽，如今亦难断言二者是否出自同源。
针对死前最后数小时的记述同样抵牾丛生。卢克坚称是艾伦唤他前去搀扶面朝下倒伏的奥古斯汀；约瑟夫则声称发现继父时是侧卧。兄弟二人皆对发黑的耳廓记忆犹新，且一致证实母亲起初百般否认丈夫已死。约瑟夫亦证实是母亲主动要求延医诊治。然而，艾伦随后却对巴里谎称丈夫早在前一个周六便已撒手人寰；及至面对盘诘的差役，她又改口称听见喉头发咕噜声方才唤来诸子。在死因裁判官面前，她将死亡日期推至7月8日周五，可验尸笔录却赫然记载她在周四与周五两夜皆与丈夫同榻而眠。究竟是耳背听岔、记忆错乱，还是蓄意编造？现有证词全然无法定夺。
医学专家亦未能廓清迷雾。哈维判定尸体已死亡四至五日，但他并未实施病理解剖。外科医师詹姆斯·福克斯详述了高度腐败的尸象，拒绝断定确切的死亡时刻。突出的单目与外抵的舌尖固然疑似扼杀窒息所致，福克斯却指出腐败气体同样足以导致眼球突出，且松弛而非充血肥厚的舌体亦非无可辩驳的窒息铁证。另一位外科医师安德鲁·埃利斯虽倾向于死者死前经历过痉挛性搏斗并极可能遭遇暴力，但他亦坦承癫痫发作同样可呈现近似表象，且根本无法查明引发抽搐搏斗的诱因为何。
辩方亦延请医界名宿出庭作证。柯比大夫虽未亲验尸身，却指明此类体征完全吻合癫痫猝死之状，且尸体腐败本就会扭曲眼目、舌苔与血液分布。他并未妄言确证系自然死亡。副男爵佩内法瑟法官精辟地剖析了各方分歧，严防医学臆测凌驾于法理事实之上：医家亦难免错谬，单凭专家意见绝不足以定谳。陪审团必须独立断定：奥古斯汀是否确死于暴力，以及该暴行是否系艾伦所为。
控方检导官罗列了十二种可能的行凶手段：徒手扼杀或以布帛勒毙，以被褥、枕头、毛毯蒙掩窒息，乃至重击或按压于床榻闷死。这十二项指控并非十二条铁证，仅是检方对行凶形态的推演构想，皆因尸身之上并未查验出任何确凿的受暴创痕。控方紧咬卧房死寂反常、门户紧闭、异味弥散滞后以及艾伦供词反复无常等破绽不放；辩方则针锋相对，直指夫妇二人的深酗习性、烂醉失智与死后腐败，足以使所有蛛丝马迹皆沦为模棱两可的猜度。
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法官将案情核心重行厘定：陪审团断不可依据“高度盖然性”定人之罪。必须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前提下，先确证死因系暴力所致，进而确证此暴力出自艾伦之手。究竟是一场口角升级为肉搏厮杀并伴以毁证掩饰？抑或是这对夫妇双双深陷醉乡，致使艾伦在丈夫暴卒数日之内皆浑然不觉？法官平实陈列了诸般可能，同时重申裁决之权全操于陪审诸公之手。
陪审团于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退庭评议。仅仅半小时后，他们重返公堂，当庭宣告艾伦·伯恩无罪。此案的关窍，从来不在于那间密室是否曾深锁秘密数日之久——关于死寂、恶臭与迟到的遗体，众证人莫不口径一致；真正的天堑，在于能否将这些残迹严丝合缝地系于一场暴力戕害，并指认出那只行凶之手。1842年8月的都柏林法庭认定，检方的控证终究未能跨越这道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