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2月18日清晨约七时，女仆芭芭拉·福斯特下楼走向女主人的卧室。起居室的门平日皆自内落闩，此时虽能推开少许，却随即撞上重物受阻。门扇后的地上横陈着路易丝·贝霍尔德的身躯，气息全无，凝结的血泊覆满面庞。福斯特初时以为女主人突发暴疾倒地，尚不知其咽喉早已被利刃割断。
首名奉召勘验遗体者，乃是经铺子伙计唤醒的警局外科医官。医官揭开系于颈间的布巾，赫然露出一道深可见骨的环状创口，宽达数寸。颈部大静脉与一处动脉俱被割断。法医勘验书断定，创口导致急剧失血并使呼吸道骤然窒息；即便当即施救，路易丝亦绝无生还之理。此案显然非关突发恶疾。然而，这一无可置疑的死因定论，终究无法廓清自始至终笼罩整桩调查的根本悬疑：执刀切开咽喉的手，究竟属于死者自己，抑或隐匿于暗处的凶徒？
这座位于纽伦堡布伦嫩街的宅邸筑有两处进出门户。正门径直临街；另一道平日紧闭的侧门则通向幽狭的小巷，穿过昏暗廊道可达马厩、院落与内梯。循梯而上，便入公用厅堂，复折入路易丝的卧房。外人若涉足其间，于阒黑中极难辨明路径；惟熟稔旧日格局的居者，方能来去自如。
路易丝本姓屈斯特，原籍埃尔兰根，抚育三个年仅六岁、四岁与两岁的幼子。女仆福斯特入府操劳仅两周；伙计阿尔伯特·拜尔在此打理生意已有七载。男主人常年远出经商，自前岁深秋起便客居斯图加特。卷册之中，其教名先后印作“格奥尔格”与第293页的“莱昂哈德”；核对影印底本，此异文确凿无误，在别无他证的情形下，姑统称其为贝霍尔德先生。
事发前夕约夜间九时，路易丝打发福斯特歇息，随后自去料理安歇。女仆曾递上一方护颈布巾，不慎坠入水盆浸湿。为免湿漉的布角蹭及肌肤，路易丝将其如领巾般妥帖缠系于颈上。未料这一微不足道的起居细节，日后竟成争辩不休的物证。幼童与母亲同榻而眠；女仆寝于楼上；伙计居于底层。各人皆坚称未曾听闻任何搏击挣扎或呼救之声。
唯独四岁幼女依稀提及曾闻异响，状如喉间壅塞的咕噜声或嘶嘶微响。女童旋即复睡；那响动的确切时分与性质终未查明。这番供词既未能确立行凶时刻，亦未能指向任何行凶之人。
福斯特急呼拜尔并唤来街坊四邻。众人将遗体挪向卧榻以腾开门道，随后覆以衾单。自卧房延至门槛的斑斑血迹均覆以木屑掩盖。外科医官解下颈布，创口始露真容。验尸记录同时记下头面部及面颊微有钝挫伤痕，然并无确切抵抗搏斗的防御伤。
床榻、四壁、门扇与地板皆溅满血痕；各室门外却未见滴血遗留。行凶利刃无论在卧房还是宅内各处皆搜寻无着。卷宗未曾详记宅中是否短少剃刀，亦未载明各扇窗扉是否逐一检验。单凭诸般疏漏，既不足以坐实外贼潜入，亦不足以断正蓄意自戕。
死者右臂微抬，五指弯曲蜷缩，形如握持刀柄之状。法医以为此等姿态固然符合自裁情形，却难成铁证：死后痉挛亦能催生同一态势。而防御伤的阙如，同样不能排除凶手趁其熟睡之际猝然暴起行凶的可能。
死者近亲与家中仆从亦未能提供确凿线索。福斯特无从揣度何人怀有谋害之嫌。她未曾察觉主母有何抑郁之状；案发前夜，路易丝道晚安时神色如常。拜尔供称，女主人直至傍晚仍在铺中料理生计，行止与平日无异，全无轻生自绝之迹象。其夫于丧礼后方自斯图加特赶回，盛赞亡妻品性温良、虔敬持家，断难相信其会自寻短见；然而对于可能存在的仇家，他亦茫无所知。
家庭医师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依其所陈，府上资财周转支绌，丈夫久出不归，催逼债户的周旋应对使路易丝心力交瘁；加之其素患神经衰弱之症，医师推断她极可能在绝望失常之瞬间自行了断。这番说法仅系医官基于所知情由的主观推求，非属无可辩驳的回溯性医学断言。验尸法医则措辞谨慎：在别无反证之下，自尽之说当属常理推断，但他亦承认，此等深阔创口断难排除假手他人暴力的嫌疑。
几案之上尚遗有一封贝霍尔德先生自卡尔斯鲁厄寄出之信函，落款为2月7日。警长疑心信中隐指商号已陷困顿；预审法官却认定信文与命案无干。据编纂者所述，此信未曾正式附卷入档。于是，这一原本可资衡定此家生计忧患的枢要信件，竟止于互生龃龉的口头臆测，未得公诸墨卷供后人详勘。
官府亦传讯了一名昔日女仆。该仆役在府中劳作载半，终因怀妊辞去。离府之日她曾痛哭流涕，原拟产后即行归返；在她的追忆中，路易丝亦无丝毫郁郁之色。她对东家的深厚情谊使证词颇具分量，却终究无力道破凶案之夜卧房内的幽微变故。至于履新甫半月的现任女仆，对女主人的宿疾心性更是知之甚少，难以为断。
遗体之下压有一小块残蜡。福斯特揣测或系幼童嬉戏之物；另一名帮工则忆及前夕似曾见起居室内燃有蜡烛。该残蜡属谁所有、作何用度，终究无从确证。
而那条颈布引发的龃龉尤为尖锐。福斯特坚称前夕曾递予主母一方布巾，湿润后已系于颈上。外科医官却认定，自遗体解下之布所沾血渍过少，绝非行凶中创之际所戴之物。数月之后，一名专司敛洗尸身的妇人呈交了一条浸透血迹的厚布巾，然而诸证人皆无法断定此物即为前夜之旧巾。此巾未见破损豁口；其究竟为何物，始终莫衷一是。
那扇侧门在案发清晨被发现虚掩敞开，全无撬砸破坏的痕迹。前任车夫自称早将钥匙交与伙计；昔日女仆则咬定已将钥匙搁置于厨房。搜查者确于厨下寻得钥匙一枚，锁簧完好如初，却无人能阐明侧门如何洞开。案中虽曾怀疑有人配制了备用钥匙或以万能钥匙启门，终无实据支撑。
侦办人员亦曾探究过巴克尔与霍弗两条线索。此二人为该铺旧学徒，因涉银器盗窃与欺诈方获假释，仍受官府羁束管视。二人稔熟宅邸幽深路径，更知晓男主人频频远出之底细。然而，巴克尔于2月17日至18日夜间的行踪终未能廓清；宪兵则查实霍弗彼时身处布鲁克，行囊中未见丝毫可疑之物。熟知内情固可滋生嫌疑，却不足以铸成铁证。
哈灵在此卷序言中言明，全篇考订悉数本于巴伐利亚官吏汇辑之司法案卷。然而这一章回并非巨细靡遗的庭审全录，亦未敢对死因妄下断语。它在谋杀与自尽两端反复推求，逐一揭示诸说所需依托的前提假设：利刃究竟是被外贼掳走，抑或遭死者藏匿？侧门究竟由潜入者推开，抑或由路易丝自辟？颈布究竟为原物所系，抑或前后抵牾？文中更援引十九世纪关于女性特质之医学学说与陈见，凡此种种，皆非定谳实据，断不可移作定罪之凭。
1842年5月30日，中弗兰肯上诉法院裁定对本案暂时中止侦查。案卷之中，既未指斥真凶，路易丝·贝霍尔德之死遂成无从盖棺之司法遗谜。在这桩每一桩物什似乎都能开启一扇门扉的案局里——一条领巾、一柄钥匙、一截残蜡、一柄不知所终的利刃——竟无一物能将门扉启得足够宽阔，以引人通向确凿的真相。法官的犹疑与编纂者的悬想，皆非终局裁判：它们仅勾勒出传世卷宗的边界所在。残局终了，唯余下一名倒毙于寝门门槛的妇人、一份悬而未决的侦查文书，以及两端任凭残存物证如何权衡亦难分轩轾的未解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