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反锁了，钥匙也不知去向。维特夫人正从楼上卧室下来寻她丈夫；然而在自个儿家里，她竟被一把熟知其所有脾性的锁拦住了去路。门的另一侧，钝响与呻吟声隐隐传来。她曾试图点燃蜡烛，未能如愿，便顾不上穿好短靴。如今只得绕道穿过花园。这番迂回或许救了她一命；却并未阻挡一个手提利刃、朝她飞奔而来的身影。
数小时前的1866年11月2日傍晚，维特夫妇满心想的还只是打烊关张他们在尚佩雷的小酒馆。两名军人曾在此饮酒，随后离去。可他们转瞬又折返了回来：其中一人自称身子不适，央求留宿一晚。维特有意行个方便。妻子提出异议，称店里已无多余床铺；丈夫一再坚持，她这才应允，从自家的婚床上匀出一张床垫。众人在饮酒间里支起了一张折叠床。
让-安托万·乔西与让-巴蒂斯特·阿戈斯蒂尼身着帝国卫队轻步兵的戎装。二人皆为科西嘉人，出身农家，曾历经克里米亚与意大利战役的硝烟，随后又志愿留营受饷。他们所属的这支卫队，其军容仪态本足以教任何路人卸下防备。那晚，见二人在座，店主维特便也放心地留在底楼相陪。他还在等一位房客——泥水匠博拉米耶，后者直至午夜过后方才归来。维特夫人为他开了门，唤醒了在柜台上打盹的丈夫，随即上楼安歇。
凌晨三点光景，阵阵异响将她惊醒。柜台所在的堂屋内，持刀的军人迎面劈来；她抬臂护头，生生挨了一刀。其弟雷诺闻声疾呼赶来，亦遭人自背后砍伤。他们仅着单薄的衬衫，赤着双脚，一心只顾救人，这副模样却未能换来丝毫怜悯。他们携着维特家年仅十二岁的儿子，拼命逃向通往花园的铁栅门。一名煤气厂工人闻声赶来，协助他们自门扇封死处的下方钻出脱险。
此时，勒费弗尔夫人与莫兰冲入了屋内。维特仍倚靠在两张条桌间的墙壁上；博拉米耶则倒卧在他眼前。店主认出了自己的女邻居。她急切询问是否起了争执，抑或因酒钱结账生了嫌隙。依其证词，维特答称自己当时正沉睡不醒，两名士兵突然行凶暴起，一人斫向他，另一人则砍向博拉米耶。这番零星吐露的陈词是在慌乱施救中所录，彼时各方叙述尚未染上司法审讯特有的冗长与笃定。
凶犯已遁回军营。留在现场的，有遗落的物件、斑驳的血痕，更有一众幸存之人。博拉米耶延至11月16日在博戎医院不治身亡。维特侥幸得脱，却毁去了一只眼。其妻与雷诺的伤口渐次愈合。年幼的儿子后来在法庭上向法官陈述，自己如何搀扶着浑身浴血的母亲逃至邻舍，又如何折返回来探视他一度以为早已断气的父亲。
乔西并未否认自己砍杀博拉米耶之举。然而，他极力想为自己的行凶寻出一个不同于伤者指控的由头。据其辩称，数月前曾有三人于比诺大道上围攻过他；他从那泥水匠的口音中，听出了昔日仇人的声气。两人就拳击之技攀谈，言语不合遂起龃龉，博拉米耶竟扼住他的咽喉，士兵这才拔刀自卫。在乔西这套说辞里，暴行遂化为因旧怨反噬而起的正当防卫。
然而受害者的伤情与此招供截然抵触。创口的走向迫使法医与公诉方认定，凶手实乃从背后袭击一名熟睡之人，而非面对一个俯身扑向自己的敌手。更无人听闻乔西口中那场冗长激烈的争执。邻人清晰听见了维特夫人的呼救声，此前却未闻半点口角喧闹。在暴行降临之前，整座屋舍始终死寂无声。
至于其后的经过，两名军人的供词更呈泾渭之势。乔西指控阿戈斯蒂尼重创了店主；他自己则供认袭击了从柜台方向走出的妇人，辩称此举纯为夺路逃命。阿戈斯蒂尼却坚称，自己是从睡梦中惊醒，赫然目睹同袍铸下血案。恐惧令他不敢插手阻拦；他在雷诺遭袭之前便已仓皇逃离。他还将自己最初所作的虚假供述，悉数归咎于乔西的指使教唆。
调查人员重新勘验了各人的动线。紧锁的门户、花园的曲折、妇人的惨叫与胞弟的哀嚎相隔的间隙，绝非寻常布景：它们成了衡量阿戈斯蒂尼口称的逃逸时间是否成立的铁证。维特幼子指认目睹两名士兵双双遁逃。刀刃之上亦验出了斑斑血迹。两名被告各自罗织了一套动作顺序，无不力求为己开脱，同时将同伙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一个疑团始终悬而未决：这寻常一夜何以演变为血腥杀戮？当晚曾有一名债主登门向维特索债；店主开出二百法郎之数，双方相约次日结清。检方据此推测，两名驻足的军人暗中听去了款项之事。然而盗窃罪名并未坐实。起初被疑失窃的博拉米耶的怀表，最终在其裤袋内完好寻获。动机究竟为何，纵至法庭辩论终了，仍如坠重雾。
12月28日与29日，在巴黎军委会庭审席上，辩护律师极力紧抓案情的晦暗不清与被告过往的军功做文章。乔西的辩护人力辩其无预谋作案；阿戈斯蒂尼的辩护律师则主张，凶案现场不幸在侧，尚不足以将一人定性为同谋元凶。在合议庭退庭评议前，阿戈斯蒂尼仍在哀求同袍还自己清白。乔西却一口咬定：当夜之事，乃是二人合谋同犯。
军委会最终判处两人死刑，并分厘不爽地厘清了各自罪责：乔西谋杀博拉米耶并重创维特夫人罪成；阿戈斯蒂尼谋杀维特未遂并重伤雷诺罪成。1867年1月21日，二人于万森靶场被执行枪决。《司法报》详述了当日军列黑压压列阵于残雪之上、猎奇民众栖身树杈围观的景象，随后各团步兵列队踏步从尸骸前鱼贯阅过。这支军队亲手处决了这些昔日曾被其授勋褒奖的兵士。
对于维特一家而言，事情却未能随着刑场的人影散去而落幕。1869年，夫妇二人向陆军大臣索求五万法郎的国家损害赔偿。民事法庭却裁定本院无管辖权：其诉求牵涉国家责任，应归行政法院管辖。维特夫妇反被判承担诉讼费用。在向士兵敞开家门、借出自家卧榻并从刀口下侥幸存活之后，这家人悲苦地发觉，他们仍须在公理的高墙外，摸索着究竟哪扇门才肯为他们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