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2月16日，卡迪根伯爵端立于开庭齐聚的贵族同侪面前，聆听书记官宣读三项公诉罪名。他被控开枪射击哈维·加内特·菲普斯·塔克特：第一项罪名指控其意图谋杀，第二项指控其意图致残并使其丧失行动能力，第三项则指控其意图施加严重人身伤害。案情看似明白无误：两名军官、双方副手、装药手枪，以及一名应声中弹的伤者。然而，待控方举证完毕，决定审判走向的枢纽既非决斗所涉的名誉，亦非伯爵的临场操守，而是公诉书上写就的那四个名字。
奉上议院之命刊印的官方审讯记录，将案由追溯至1840年9月12日星期六。下午五时许，两辆马车停歇在温布尔登公地之上。据总检察长陈词，这是一场规度森严的决斗：副手在侧，对手相距约十二步，首轮对射未果后换填新枪。战至第二轮交火，塔克特上尉负伤倒地。此乃控方立论的开端，尚非贵族陪审官的最终判定。
审判程序本身亦赋予此案异乎寻常的规制。起诉书起初递交于中央刑事法院；因被告身居贵族品阶，遂由移送调卷令转呈议会审理。上议院特设总管大臣法庭，受理公诉状并传唤卡迪根到庭。伯爵坚执无罪之辩，要求受同侪贵族审判。在繁复的宫廷礼仪与文牍宣读之下，法庭的核心旨归始终如一：核实犯罪构成的法定要素。
总检察长在陈词中明晰析离了决斗的阶层旧俗与成文刑律的界线。他坦言，伯爵此举既无私怨，亦非卑劣；一名军官自认当捍卫其名位尊严，情理虽属可悯，然风尚习俗终不得凌驾于法度之上。首罪指其意图行刺；次罪指其意图残损身体；末罪指其意图重伤。先例早有定规，偶发龃龉与预谋决斗不可同日而语；二人携副手同往，持装填火药之枪对决，断非猝然相遇，控方如是论证。
检方的第一位关键证人名为托马斯·亨特·丹恩，系温布尔登磨坊主兼教区治安巡官。当时他正身处磨坊，瞥见公地上停驻的马车与数名男子。其妻急呼有异，他遂执定巡官木杖，疾趋向磨坊栅门。迨其奔抵近处，二人已鸣枪第一轮。他目睹副手递上新手枪，第二轮枪声在他疾奔呼喝间骤响。丹恩见一人负伤，便径直走向面朝自己的卡迪根伯爵，夺下其手中佩枪并宣布将其扣留。其证词为贵族们勾勒了射击的连续经过，然其起初立足点甚为遥远，依其盘问所答，在逼近前根本无法辨明各人面貌。
观察距离遂成控辩攻防的关捩。丹恩估量磨坊栅门距开火之处约有二百二十码，并坦承以此距离断难辨认当事人面部轮廓。在辩方的反向诘问下，他修正了最初令人误以为“甫下马车便已认出伯爵”的印象：他承认，从磨坊下楼寻取手杖的片刻，视野曾一度中断。虽然后续自栅门狂奔的一程他不曾移开视线并最终直面伯爵，此证言固然坐实了伯爵在事发终局时在场，却未能抹杀证人亲口证实的漫长视距与中途断档。
磨坊主十四岁之子塞巴斯蒂安·拜伦·丹恩亦从磨坊高处见证了全案，但他此前同样素昧涉案诸人。少年只见数对身影分立，两人屈膝半跪，随后递交枪械、火光迸发。当被问及负伤者何人时，他答称是父亲事后告知其为“塔克特上尉”。面对辩方的锐利诘问，少年承认庭审前从未结识、亦未再度见过此人。对行为的目击与对姓名的确认自此泾渭分开：少年不过目睹了一名男子受伤，随后听闻了人们对他的称谓。
磨坊主之妻莎拉·丹恩亦始终凭窗瞩望公地。她描述了决斗前夕的备战身姿：男子屈膝下跪、检视手枪、倒退踱步、副手趋近，随之便是连番枪鸣。她确凿证实目睹一人受伤染血。然而此日之前她未识涉案任何一人，辩方的盘诘再度聚焦于二百二十码遥望的感知极限。其证言并非失效，而是受限于一名远眺素昧平生之人的肉眼局限。
随后出庭的随行救治医官名为詹姆斯·埃格林顿·安德森爵士。总管大臣当庭明示其拥有反对自我归罪的豁免权。安德森随之三缄其口：拒绝回答是否结识塔克特、当日是否身在温布尔登公地、亦拒不证实是否曾救治任何伤者。他仅首肯自身职业身份，声明任何实质作答皆可能陷己入罪。法庭未将此种拒绝推断为有过，然而控方亦由此彻底丧失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医理证言。
巡官约翰·比赞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呈堂供述，直涉事发后的当事人言辞。当日傍晚六时前，一辆马车驶抵巡房。卡迪根主动投案受押，自陈方才进行决斗并击中对手，并称依其观之伤势无碍；伯爵随即将道格拉斯上尉指认为其副手。比赞更转述伯爵断然否认与自己麾下军官开火之语。然而，辩方律师对治安官处所记录的笔录原件展开了严苛审查。比赞不得不承认，初次受审时其所言并未悉数录入文卷，书记员当时裁定若干言辞与案无关。证人口述与残破卷宗在庭上反复对质，自不能等同于逐字逐句严密存留的全程法庭记录。
至此，控方已确凿勾勒出幽会、开火、负伤及事后言辞等一系列链条。然而，起诉方仍须确证伤者本人的法定身份。巡官托马斯·丹恩声称曾获赠一张名片；经冗长程序辩论，该卡片获准宣读。名片赫然印有：“哈维·塔克特上尉，新路汉密尔顿广场13号”，背面则手书“H·温赖特上尉”之名。此诚为身份与居所的一缕线索，然卡片之上全无“加内特”或“菲普斯”分毫字样。
经营药材且租用商铺的查尔斯·威廉·沃尔休出庭作证，称其在禽市街房屋的写字间曾租予一位“塔克特上尉”，平日仅知其名为哈维·塔克特。该男子曾留汉密尔顿广场地址作为资信担保；沃尔休虽曾差人送去提篮，却从未躬亲前往该宅，故无法直接证实该房客实居该处。军务代理人爱德华·塞普蒂默斯·科德则证实，自己经手一名名为“哈维·加内特·菲普斯·塔克特”的半薪退役军官事务，此人曾服役于第十一轻龙骑兵团，由其发放薪俸。科德仅在自己位于弗卢迪尔街的私宅与其晤面，从未在禽市街或汉密尔顿广场见过公地伤者。
公诉方敦请诸位贵族将两组证词拼合连缀：公地伤者自称哈维·塔克特并留下汉密尔顿广场门牌；而拥有起诉书所载完整四字的同名军官，曾服役于与伯爵渊源极深之军团并支领半薪。总检察长力陈，依情理常识，足令理性裁判者推论二者实为同一人。辩护律师则针锋相对指出：偶合的姓氏与转述的地址绝非严格的身份确证。知悉其四个全名的证人，从未目击公地流血；而亲见流血之人，无一能证实伤者身兼那四个名字。辩护首席威廉·福莱特爵士断言，在两组证言之间，根本无人能够构筑坚实的证据链桥梁。
此项辩护异议并未催请法庭率先对决斗本身定性。它直指刑事定罪的先决法理：起诉书载明了具有排他性的特定受害人，检方即负有排他性之举证责任，证明现场伤者即是公诉状上之人。总管大臣对此原则作了极其明晰的阐发：凡受害人身份知名，其姓名必须在状词中准确无误地载明；在此等关键要素上的脱节，即便危害行为已昭然若揭，亦须依法判处无罪。他重新检视了两组证据，认定其互不接榫：一端是仅被唤作“哈维·塔克特”的伤者；另一端则是四名悉备、却从未被现场证人辨识指认的半薪上尉。
贵族同侪退庭审议，旋即被逐一传唤，当庭应答。全体贵族依其荣誉，一致宣告卡迪根伯爵“无罪”。总管大臣当庭宣布无罪开释，特别审判委员会随即解散。审判记录未将此裁决拔高为对决斗风俗的司法背书，亦非否决现场枪决与流血的事实。它所揭示的是一道更为狭窄严密的司法边界：鉴于控方未能在负伤男子与起诉状上那四个名字之间确立毫无疑窦的纽带，贵族法庭依法断不能对三项重罪指控予以认定。在这座十九世纪的至高法庭之上，司法的行进，最终止步于无法确证的姓名之前。